記者站經常熙熙攘攘，來訪者川流不息。但凡我寫稿時間，只要有人敲門，他就趕緊迎出去，把來訪者領到外邊一個小客廳交談。他把喧鬧和繁雜留給自己，把安寧和專一讓給了我。

有時我寫不下去了，氣惱地摔掉了筆，撕碎了稿紙。他替我撿起筆，鋪上新的稿紙，然后靜靜地坐到我面前，戲謔地問：“怎么，思路不通？要不要我這位高手來指點迷津？”

有時又相反，我得意揚揚，自以為文思敏捷，寫出了佳作，他卻一桶涼水兜頭潑來：“算了吧，辭藻華麗而已！”

稿子出來了，“哎呀，我累死了，幫我抄一下好嗎？”我央求?！昂撸质枪懋嫹?！”他照例要皺著眉頭，嘀咕幾句，但只要他肯接過稿紙，我便心花怒放了，因為我知道“鬼畫符”將會變成眉清目秀的“俊男俊女”，給編輯一個良好的第一印象。

作為報社的“機動記者”，我是“滿天飛”的，哪里有重要報道，記者部一個電話，我提起行李就走，一年中倒有多半年留下丁炳昌獨自守著記者站，也獨自支撐著我們這個上有老、下有小的家。“有女莫嫁記者郎，一年四季守空房，偶然一天回家轉，扔下一堆臟衣裳。”但在我們家，情況正好倒過來了。

對于家里的這種“角色置換”，特別是每次出差回來看到丁炳昌顴骨高聳、瘦削得可怕的臉，我也多次內心掀起巨大的波瀾，并信誓旦旦“下不為例”、“從此形影不離”云云，可惜北京的電話一來，這些美麗的“誓言”和“許愿”就像見了陽光的雪山一樣即刻崩塌，我又忙不迭地收拾行裝。

“哼，笨手笨腳的，看著都叫我生氣，起開，讓我來！”聽了這話我就像得了大赦令，冷不防撲過去給了他一個吻，可惜只得到他的一聲“呸！”

在別人看來，那十年里我是春風得意得不得了，《追求》、《飛天凌空》……全國好新聞獎一篇接一篇，全國三八紅旗手、全國優(yōu)秀新聞工作者、全國黨代表……榮譽一個接著一個。但只有丁炳昌才知道我為之付出了什么樣的代價：

為采寫長篇通訊《一個能打開局面的企業(yè)領導人》，我早出晚歸，在山西焦化廠一待就是一整天，廠在太原郊外，還在建設中，院墻角落里砌起一人高的磚墻，里面挖個洞，就算是“廁所”了。寒冬臘月，頭頂上寒風呼嘯，地下又臟得伸不下腳去，我硬是憋一天不上廁所。幾天下來，尿血了，把丁炳昌嚇得臉色發(fā)綠差點兒沒暈過去，但翌日一早，我又跟著廠長白凱下煤礦了，丁炳昌拿著藥追到樓下，我們的車正在開出院門，他緊追幾步沒追上，心疼與自責得站在那里半天說不出話。

1991年春節(jié)，從大年初一到元宵節(jié)，我關門寫作《三峽工程論證始末》，整整半個月，每天3000字雷打不動，寫到后來，一點兒胃口也沒有了，飯菜端進去，又原封不動端出來，我的老爸老媽、丁炳昌以及兩個兒子，在家走路都踮著腳尖像當小偷，看電視掐去聲音只看畫面，生怕擾亂了我的思路……

丁炳昌從來認為我的智商比他低得多，我之所以有所成功不是因為聰明，而是憑著一種“武士道”精神，不達目的誓不休?！皠e人用3分力氣能做成的事，你要用10分，你呀你，笨死了！”丁炳昌經常這樣說我。正因為如此，他對我每一個小小的成功都無比珍惜，對我也倍加憐愛、體貼入微。而我也就越發(fā)地依賴于他，也越發(fā)地任性、我行我素，忘記了他作為一個丈夫和男人應有的尊嚴和“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