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惡化、人類的大肆捕殺，野生動物日益減少，生態(tài)的均衡受到嚴重破壞，近幾年來，有心之士紛紛奮起，疾呼保育動物的重要性，一些相關的團體組織也應運而生。其實，兩千五百多年來，佛教的祖師大德們一直默默地為保育動物奉獻心力，其思想與做法值得大家參考效法。

翻開歷史，可知古圣先賢大都以心存慈憫、勝殘去殺為尚。在《史記·殷本紀》里記載商湯護鳥“網開三面”的故事。有一次商湯在野外看見有人張網四面捕鳥，并祈求：“天下四方的鳥，都進入我的網吧！”商湯認為如此全網捕盡過于殘忍，便撤開三面的網，對著天空說：“不要命的鳥，就進來吧！”這應是中國護生思想的萌芽。

《論語》上說：“戈不射宿?！薄案辍笔谦C者，“宿”是鳥兒在窩巢里睡覺，當它們還沒有睡醒，拿箭去射殺，使它們來不及逃避，是不仁的舉動。儒家的曾子說：如果沒有特殊緣故，隨便殺害一只螞蟻昆蟲，就是不孝；沒有特殊緣故，隨便摘取一花一草，就是不孝。曾子把孝道的層次提升到對動物、植物，乃至對一切眾生的愛心，這種無私的慈悲仁愛，就是孝順。

佛教除了提倡不殺生，更進而積極護生。《梵網經》菩薩戒云：若佛子以慈悲故行放生業(yè)，應作是念：“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眾生皆是我父母，而殺而食者，即殺我父母，亦殺我故身。”戒殺護生是對一切有情生命的尊重，所以佛教的戒律對于動物的保護，有著積極的慈悲思想。

另外，佛陀唯恐雨季期間外出，會踩殺地面蟲類及草樹新芽，所以訂立結夏安居的制度；佛教寺院為鳥獸締造良好的生存環(huán)境，所以不濫砍樹木，不亂摘花果，凡此均與今日護生團體的宗旨、措施不謀而合，可說是保育運動的先驅。而梁武帝頒令禁屠之詔、阿育王立碑明令保護動物，則是國家政府基于佛教“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精神，大力提倡愛護動物的濫觴。

天臺四祖智者大師，曾居住在南方沿海一帶，每日見漁民們羅網相連，橫截數(shù)百余里，濫捕無數(shù)的魚蝦生靈，心中不忍，于是購買海曲之地，辟為放生池，共遍及全國八十一個地方。開皇十四年，他應請開講《金光明經》，闡揚物我一體的慈悲精神，感化以漁、獵為業(yè)者，共有一郡五縣一千多處，全部止殺而轉業(yè)。

宋初天臺的義寂法師，常應村人邀請，浮舟江上，一面放生，一面講《金光明經·流水長者品》；唐代譯經僧法成法師，曾在長安城西市疏鑿一大坑，號曰“海池”，引永安渠的水注入池中，作為放生之處。唐初杭州天竺寺的玄鑒法師，常以愛物為己任，將寺前通往平水湖的河流作為放生池，并得到太守的批準，禁止人們在六里內捕魚。

世間沒有比生命更可貴的東西，所以放生不但是為對方延命，也是為自己積德；不但是愛惜生命，也是報答父母深恩。無奈后人實行不當，助長殺生惡業(yè)，徒使美意盡失，例如將原本翱翔在山林里的禽鳥，捕來放到塵煙滿布的都市中，無異促其早亡；甚至有些人為了要放生，教漁夫去捕魚，教獵人去打獵，在一捉一放之間，不但令其驚懼，也難免傷到皮肉，危及性命。所以，我們不但要建立正確的放生觀念，更應該與時俱進，以積極進取的護生行動來取代弊端叢生的放生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