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jīng)討論了很多使嫁妝暴漲的影響（尤其是在威尼斯），越來越多的年輕姑娘被指定去女修道院做修女，這可以被部分解釋為一種家族策略，用以避免過高的嫁妝重負。在佛羅倫薩，為了使父親們能夠募集到嫁妝所要求的資金，15世紀初就創(chuàng)建了一種在國家財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特殊制度，即嫁妝基金制度（MontedelleDoti）。根據(jù)這種制度，一位佛羅倫薩人的女兒出生時，他將會購買一定數(shù)量的股票，在女兒結婚時，這些股票能連同利息一起被兌換成現(xiàn)金。

在許多城鎮(zhèn)中，同樣象征了婚禮儀式公共性的財產(chǎn)交換是通過一場從新郎家到新娘家（或反方向）的財產(chǎn)游行來展示的，只在奢華程度和規(guī)模大小上有所不同。意大利僭主之女的豐厚嫁妝和華麗嫁奩通常由專門的稅收來支付，這也象征了她們父親領地的財富。公民個人并不被鼓勵去仿效這樣彰顯政治權力和社會地位的奢華。在佛羅倫薩，一部分嫁妝通常會被用于為這對夫婦購買家具，通常包括用于儲存嫁妝中的衣服、布料和珠寶的箱柜。這些現(xiàn)在被稱為新娘用品箱（但最初被稱作保險箱）的有彩繪和包金的箱柜，是許多作坊的尋常產(chǎn)品，但是并不廉價。這些作坊所提供的故事主題基本都是來自古典的、浪漫的傳說或者是圣經(jīng)里的故事，例如所羅門和示巴女王的婚禮，帕里斯誘拐海倫，等等。這些故事既令人愉悅，同時也是一種警示。所羅門和示巴女王的婚禮并不僅僅借此來表現(xiàn)一場婚禮儀式，它也在提醒人們一個事實：即使是埃及女王也要在她丈夫的智慧面前折服并聽從于他。對于夫妻之間的正確關系來說，這樣的寓意包含一個重要的公民維度，因為夫妻關系被視為國家本身的一種構造單元。馬爾西利奧·菲奇諾（MarsilioFicino）在寫于1482年的專題論文《論靈魂永存》中提出了一個非常傳統(tǒng)的觀念，他聲稱，“獨有人類是如此盡善盡美，以致他首先是自我控制（這一點沒有任何動物能夠做到），然后是管理家庭，治理國家，統(tǒng)治人民，以及號令整個世界。”如此說來，一個不能控制自己、妻子或家庭的男人，就不能成為更大范圍的統(tǒng)治者。

佛羅倫薩最多產(chǎn)的箱柜畫家阿波洛尼奧·迪·喬萬尼（ApolloniodiGiovanni，1415—1465）和馬爾科·德爾·博諾（MarcodelBuono，1402—1489）的賬簿顯示，從1446年起，這種繪有敘事性畫面柜子的購買者范圍已然相當廣泛，從城市中一些最重要的家族到羊毛貿(mào)易中的染工都會購買這樣的家具。在這份文獻中，新娘本人的名字從來沒有被提起過。購買這種箱柜的客戶通常是新娘的父親或者其他男性親屬，偶爾也會是她的未婚夫，只有極少數(shù)的例子是由已婚姐姐這樣的女性。有兩個分別來自佛羅倫薩和曼圖亞的、相對證據(jù)確鑿的例子，說明了人們對這些東西的喜愛以及花費在其上的錢財。前者是倫敦科陶德學院畫廊（theCoutauldInstituteGalleries）里的一對箱柜，它們是為佛羅倫薩貴族洛倫佐·迪·馬泰奧·莫雷利（LorenzodiMatteoMorelli，日記作家喬萬尼·莫雷利的一位親戚）迎娶佛羅倫薩富翁之女瓦賈·迪·塔納·內(nèi)利（VaggiadiTanaiNerli）而于1471年制作的［圖140］。這位新娘帶著一筆2000弗羅林的巨大嫁妝。

在期待著她來臨的同時，新郎花了大約100弗羅林來準備他們將來的臥室。他買了一張新床、一幅床帷幔、一對箱柜和一個神龕，并且安排人重新裝飾了這間臥室，更新了房間中較早的一些作品。在委托制作這對柜子時，他用大約21弗羅林從一個木匠那里購買了箱柜的框架，然后又總共花費了大約40弗羅林，分別讓雅各布·德爾·塞拉約（JacopodelSellaio）和其搭檔比亞焦·達·安東尼奧（Biagiod\'Antonio）在這兩個箱柜上繪制上新作品，價格如此高昂可能是因為有大量包金并使用了高品質(zhì)的顏料。安裝完畢之后，這對箱柜可能會成為其所在房間的主宰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