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有一個“巴學”，還有一個巴爾扎克紀念館，也就是巴爾扎克的故居。當年，巴爾扎克很多時候是為了還債而寫作，他欠了很多債，必須趕緊寫作，好還債。但是，債主要上門哪，所以必須找一個地方躲起來。他的那個故居是一個很好的地方，進門的時候，前面有一個園，往下走，還有一個后門，靠近河邊，每次債主上門，都可以從此逃之夭夭。

巴爾扎克生前寫了很多書，其中《人間喜劇》共有九十四篇。這些書都陳列在館中。此外，館里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巴爾扎克作品譯本。我記得在一九七九年，館里并沒有傅雷的譯本。傅雷先生翻譯了那么多，但是，巴爾扎克館里竟然沒有收藏。當時，我想，不行！我們一定要把傅雷先生努力的成果介紹過去。于是我在法國進修的時候，就把傅雷的譯作贈送給巴爾扎克紀念館。這是我研究傅雷開始的時候，是進入傅雷精神世界的第一步。當時，想好好地看傅雷是怎么翻的，他的《高老頭》是怎么翻的？誰知愈進入就愈感動，覺得這里面是一層又一層的，像一座大山，你進去了以后，發(fā)覺有奇花，有異草，妙訣就在此山中，云深不知處，可以學習的東西實在太多。這是我當初在法國進修時初步的感覺。

后來，記得是一九八○年的大年初一，我從巴黎渡過英法海峽，去了倫敦采訪傅雷先生的兩位公子：傅聰和傅敏。當時傅敏也正好在倫敦探訪傅聰。記得我經(jīng)過唐人街的時候，舞獅舞龍，非常熱鬧。不知大家有沒有這個感覺，在國內(nèi)的時候，覺得這些很俗氣，怎么那么吵，可是，一到外國這樣的氛圍當中，忽然看到我們的龍我們的獅，還有那鑼鼓，我差不多熱淚盈眶，這就是對中華民族的那種認同感。就在那個初一，拜訪了傅聰和傅敏，并承蒙他們兩位大力支助。我記得傅聰?shù)募沂侨龑訕堑?，那個時候正在裝修，院子里雜七雜八，剛剛搬進去沒多久。各位設想，在這個情況之下，有客人來，而且這位客人還是不認識的，只是宋淇先生介紹的一位研究傅雷作品的學人，自巴黎渡海而來，如果你很忙，你正在搬家，在這種情況之下，會怎么樣呢？可能你會隨隨便便，或者客客氣氣地跟她見一面。這可不是當時的情況。當時的情況讓人十分感動。傅聰、傅敏兩兄弟我是第一次見面，可是在他們身上卻體現(xiàn)了傅雷那種熱情、好客，凡事都非常地認真、執(zhí)著，對文化和藝術非常地愛好，對文學和文化的發(fā)揚非常支持地精神。

兩位當時給我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包括傅雷譯作的各種版本、手稿、書信等等，尤其是把《高老頭》（重譯過三次）三個不同的版本、手稿，《約翰·克利斯朵夫》的兩個版本都交給我，給予我無比的信任，而我就開始從這些寶貴的資料當中，去發(fā)掘研究。有了這些原稿、作品，當然還需要很多的輔助數(shù)據(jù)。當時我十分幸運，回到香港后，就給宋淇先生打了電話，結果他把傅雷跟他通信的原件，一共十二封全部都送給了我，加上兩封是傅雷給宋淇弟弟宋希的信，一共十四封。如今，大家有心去研究的話，有一本書叫《傅雷談翻譯》，除了《高老頭》重譯本序言中談“要神似不要形似”的主張，這批信件幾乎囊括了傅雷談翻譯所有的主要理論。除理論外，這十四封信，每一封都是談各種翻譯問題的。

對我來說，當時大有茅塞頓開的感覺。原來有這么一位偉大的翻譯家，他對翻譯的認真、專注，點點滴滴都在信里頭顯露出來了。這些信講到中西文化的不同、中西文字的不同，翻譯的困難、翻譯的要求、翻譯的準則、翻譯的標準等等。這批信其實最早到我手里，等我寫完了論文之后才交給傅敏，再經(jīng)過一些時間，才正式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