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艾奧瓦大學，文學史與文學批評之間的沖突非常尖銳，甚至極端劇烈。我還清楚地記得，我和沃倫碰到系里一個頗受人尊敬的教授，一個優(yōu)秀的文學史學者，我們建議他在撰寫彌爾頓和17世紀英國文學史的同時，也能寫一些文學批評。他立刻滿臉漲得通紅，對我們說，這是他平生受到的最厲害的侮辱。在當時那個特定的學術時空中，我被認定是一個批評家，我參加了諾曼·福斯特編選的《文學研究》一書，此書于1941年由北卡羅來納大學出版社出版，我撰寫了其中的“文學史”一章，此章在許多方面都是在我1935年為《布拉格語言小組文集》寫的“文學史理論”一文的基礎上修訂而成的。沃倫先生和我本人對福斯特編選的這本書不甚滿意。我們覺得自己上錯了船。我們雖然贊成福斯特反對時下經(jīng)院派學術研究的許多看法，也愿意教授他設計的人文主義課程，但我們卻不能認同他編輯此書的新人文主義立場?，F(xiàn)在，范圍廣闊的世界文學課程受到學生的熱烈歡迎，而此前漫長的歲月中，一、二年級學生的必修課一直是荷馬、《圣經(jīng)》、希臘悲劇、莎士比亞和彌爾頓。我本人教的是“歐洲小說”，以司湯達和巴爾扎克為開端，經(jīng)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最終止于普魯斯特和托馬斯·曼，但我卻不記得我把此課稱做過“比較文學”。

我和沃倫最終合作撰寫了《文學理論》一書，此書完成于1944—1946年間，由于種種原因直到1949年1月才出版。此書的最后一章原先曾以“研究生院的文學研究：診斷與處置”為標題發(fā)表在《斯瓦尼評論》（1947年10月號）上，此文思索了“二戰(zhàn)”結束時學界的情勢，建議對大學中的文學研究進行特別的改革，其中一條是建立比較文學系，并使其變成“總體與國際文學系，或者簡稱文學系”。我們曾希望，比較文學系能夠“變成這一改革的核心，應該主要在英文系和其他現(xiàn)代語言學系展開，其最終的博士學位只是文學博士，而不是英語、法語、德語等不同現(xiàn)代語言的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