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和孫荃訂婚伊始，相互間即有“親密”的書信來往，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感情的日益加深，其頻率也是越來越高，內(nèi)容涉及廣泛，更罕為所見！詩詞文章，書畫藝術，古今中外，天上地下，左鄰右舍，無所不包，無所不談，筆墨所至，則如長江大河，奔騰咆哮，一瀉千里。

他們二人首次相見的時間是 1917 年 8 月之初，未幾日，孫荃便托人將一封“密信”轉送給了郁達夫。對未婚妻孫荃的這封，“文字清簡，已能壓倒前清老秀才矣”的“密信”，郁達夫讀之再三，反復玩味，心潮難平，感慨良多，遂作《云里一鱗》長信相復。

《云里一鱗》的首章是：

八月九日某以書來謁。予東行在即，欲作答苦無時，不答則又不足以報垂顧之盛意，于是每日于月落參橫際，割一小時，依枕疾書，將所欲言者盡筆之于書，使閨中弱女子，亦得知二十世紀之氣風若何。盲人行，須求助于相，否則亦必待行杖之扶。予雖無相者之指揮術，或者亦能代行杖之支助乎。

八月十日舊歷六月二十三夜書

這段文字說明，郁達夫是真的愛上了孫荃，而且還準備按自己理想的形象來塑造“她”。

郁達夫理想中的女性，首要一點就是思想解放，行為文明，道德高尚，為人清清白白，做事光明磊落。因此，他向孫荃明言道：

我國古制，男女不相授受。近來年，西風東漸，男女交際自由之說，亦橫流于中土。石下青蛇，一旦出世，便吐舌屈身，欲求自試——近來男女間有種種離奇事者，要亦不外乎此耳。故曰過渡時代，有百危而無一安。

郁達夫稱這種現(xiàn)象為“過渡時代之危禍”。

論及“文明”在國家和人類現(xiàn)實生活中的作用時，郁達夫也有入木三分的真知灼見：

文明有益于國，人盡皆知。文明有害于民，人不察也。杭州風俗，舊尚純樸，近則乞兒傭婦，亦衣綢帛，少年人皆戴金約指、金袖表矣，是則文明之害也。雖然，予之所謂文明之害者，亦中國人之尚虛榮賤實質之心有以致之。

故鄉(xiāng)中下層社會民眾對現(xiàn)代“文明”的誤解和踐踏，引起了郁達夫的深深憂慮和極大反感，所以，他提醒孫荃“虛榮不可慕”。

作為新時代的女性，一定是要“知書達禮”，這也是郁達夫深信不疑的信條之一。

女子不可不讀書，不讀書則不知禮儀之所在。鄉(xiāng)愿每有賊德事，女子讀書而未造極者，亦女子中之鄉(xiāng)愿也。人以多才為女子病，誤矣！

很顯然，郁達夫的這番話，是對流傳了幾千年的“女子無才便是德”舊倫理思想的徹底否定和有力批判。

人世間的書有千千萬萬，而“女子讀書當求真書讀之”。則是顛撲不破的“至理名言”。

“女子不患多才而患無真才”，這也是郁達夫提醒孫荃要時刻謹記的，“子曰‘惡紫之奪朱也’，多才豈病人哉”。

《云里一鱗》的重頭戲和看點，是在郁達夫對孫荃詩歌寫作和文學閱讀的具體指導方面。

孫荃是詩歌寫作剛入門者，所以，郁達夫對她的指導，是既全面而又細致入微，從詩之分類，文之分類，歷代詩歌的千秋，古今詩人的萬象，一直講到寫詩之“門徑”及其所要讀的書，甚至連應讀詩書的前后順序都一應有所交代。

在中國數(shù)千年的封建社會里，基本是詩之王國，詩之傳世。從春秋的《詩經(jīng)》，到唐代的以詩取仕。詩在國家社會和人類活動中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