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方言寫作的興起，包括近一段時間以來關于底層寫作的激烈爭論并非當代文學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文學重回傳統(tǒng)的一種表現(xiàn)。從現(xiàn)代文學開始，寫作者一直在尋找表述底層的方式。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革命文學時期的“文藝大眾化運動”，再到延安文藝時期毛澤東的“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等，無不試圖在語言工具上尋求突破。盡管知識分子努力學習民間文藝，努力創(chuàng)作具有“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文章，但是，在現(xiàn)當代文學發(fā)展史上，作家作品對底層人物或底層世界大多無法擺脫“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格調，啟蒙與教誨始終占上風。80年代中期“純文學”以后的當代文學離現(xiàn)實、歷史與底層越來越遠，承擔意識越來越低，在激進派、年輕派的文學觀念中，“文學回到自身”成為文學放棄責任的最好說辭，它也成為許多當代作家的基本規(guī)則。文學的意義在逐漸縮小，并且，這種縮小被看作文學的“正途”，文學／政治、個人／社會、私人敘事／宏大敘事等二元對立思維充斥著當代文學整體語境。

可以說，方言寫作的出現(xiàn)，包括像林白這樣先鋒女作家的《婦女閑聊錄》，充滿了政治上的策略意義。它以新的方式讓文學重回寬廣而又沉重的底層，重回“沉默的大多數”之中，肩載閘門，讓負重再次顯出它的美來。一位評論者甚至激進地認為：“方言的意思不是指一種具體的語言，而是指一切弱小的、弱勢的‘事物’——比如，一個商品社會中的詩歌寫作，在儒家文化為支撐的文體（比如，詩、文）壓制下的小說，在一個大時代底部潛藏的小時代，等等。所有這些弱勢事物在大多數情況下，給我們的日常生活帶來了比強勢事物更多的安慰、更多的激情。”

作家使用方言絕不單純地是為了還原或再現(xiàn)某一地域或情景，而是顯示自己的寫作立場。但是，方言寫作在多大程度上能夠顯示作家的“民間立場”，能夠在多大意義上表述底層的存在仍是值得商榷的問題。莫言在寫作《檀香刑》時曾經宣稱要“撤退回民間”“作為老百姓寫作”，試圖擺脫五四啟蒙話語語式，用流暢、淺顯的敘事方式和民間語言方式來表現(xiàn)民間世界特有的思維方式和中國民間精神的特征。尤為突出的是，在《檀香刑》中，敘述人的身份降得很低，有許多時候，你甚至感覺真的是一個民間說書人在鄉(xiāng)場上昏黃的燈光下說唱。但是，從小說總體意義呈現(xiàn)來看，莫言沒有達到目的，而是陷入“民間”的粗鄙與雜亂之中，即使文章不斷營造如巴赫金的“廣場吆喝”和“狂歡化”氛圍，也未能更深刻地顯示出歷史的一角。這里面蘊含著許多問題：“對于在現(xiàn)代漢語語境成長起來的莫言來說，能否回到純粹的民間語言？這種簡單模仿民間語言資源的形式能否傳達出‘民間精神’？即使是真的回到‘高密東北鄉(xiāng)’的內部，回到民間說唱藝術之中去，它呈現(xiàn)給我們的是一個真正的民間精神世界嗎？”實際上，方言寫作仍是知識分子想象底層的方式，正如底層的語言系統(tǒng)本身無法從整體上表述自己的位置一樣，知識者也無法放棄自己的啟蒙立場對歷史進行整體性思考，這也就決定了表述者意義的深廣度一定要高于被表述者，不管你以什么樣的姿態(tài)。否則的話，知識者的表述就失去了意義。這是一個無法解決的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