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同一切“文化熱”一樣，所謂“昆德拉熱”也是以誤解為前提的。人們把道具看成了主角，誤以為眼前正在上演的是一出政治劇，于是這位移居巴黎的捷克作家便被當(dāng)作一個持不同政見的文學(xué)英雄受到了歡迎或者警惕。

現(xiàn)在，隨著昆德拉的文論集《小說的藝術(shù)》中譯本的出版，我祝愿他能重獲一位智者應(yīng)得的寧靜。

昆德拉最欣賞的現(xiàn)代作家是卡夫卡。當(dāng)評論家們紛紛把卡夫卡小說解釋為一種批評資本主義異化的政治寓言的時候，昆德拉卻贊揚它們是“小說的徹底自主性的出色樣板”，指出其意義恰恰在于它們的“不介入”，即在所有政治綱領(lǐng)和意識形態(tài)面前保持完全的自主。

“不介入”并非袖手旁觀，“自主”并非中立?？ǚ蚩ㄒ埠?，昆德拉也好，他們的作品即使在政治的層面上也是富于批判意義的。但是，他們始終站得比政治更高，能夠超越政治的層面而達(dá)于哲學(xué)的層面。如同昆德拉自己所說，在他的小說中，歷史本身是被當(dāng)作存在境況而給予理解和分析的。正因為如此，他們的政治批判也就具有了超出政治的人生思考的意義。

高度政治化的環(huán)境對于人的思考力具有一種威懾作用，一個人哪怕他是笛卡爾，在身歷其境時恐怕也難以怡然從事“形而上學(xué)的沉思”。面對血與火的事實，那種對于宇宙和生命意義的“終極關(guān)切”未免顯得奢侈。然而，我相信，一個人如果真是一位現(xiàn)代的笛卡爾，那么，無論他寫小說還是研究哲學(xué)，他都終能擺脫政治的威懾作用，使得異乎尋常的政治閱歷不是阻斷而是深化他的人生思考。

魯迅曾經(jīng)談到一種情況：呼喚革命的作家在革命到來時反而沉寂了。我們可以補充一種類似的情況：呼喚自由的作家在自由到來時也可能會沉寂。僅僅在政治層面上思考和寫作的作家，其作品的動機和效果均系于那個高度政治化的環(huán)境，一旦政治淡化（自由正意味著政治淡化），他們的寫作生命就結(jié)束了。

他們的優(yōu)勢在于敢寫不允許寫的東西，既然什么都允許寫，他們還有什么可寫的呢？

比較起來，立足于人生層面的作家有更耐久的寫作生命，因為政治淡化原本就是他們的一個心靈事實。他們的使命不是捍衛(wèi)或推翻某種教義，而是探究存在之謎。教義會過時，而存在之謎的謎底是不可能有朝一日被窮盡的。

所以，在移居巴黎之后，昆德拉的作品仍然源源不斷地問世，我對此絲毫不感到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