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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是最嚴肅的工作，最必需的工作

就和任何經(jīng)濟學家要做的工作一樣

——或者，就和任何天體物理學家和微生物學家要做的工作一樣。

蘇珊·古芭：作為公共知識分子進行言說的困難似乎依然是令人氣餒的，這既因為學者要進入媒體依然十分困難，也因為我們已經(jīng)生活在一個專門化了的時代。里奇在提出“共同語言之夢”的時候，同時也堅持“位置的政治”，這一點暗示出，即便是在今天，我們要從事巴瑞特·勃朗寧詩中所說的“最必需的工作”也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除了電子信息的爆炸、需要和自然科學家們（他們同樣也受到研究費用猛漲的困擾）競爭經(jīng)濟上的支持之外，我們還需要面對研究工作的多樣化這一問題，而這一問題與經(jīng)濟的衰退并非沒有關聯(lián)，經(jīng)濟的衰退在20 世紀末打擊了高等教育（雖然在美國社會的其他領域中，經(jīng)濟還是在突飛猛進的）。由于是在一個緊縮開支（通過期刊、參考書、系列叢書、專業(yè)機構、本科生主課和副課、研究生項目的激增體現(xiàn)出來）的時代被制度化的，無論是在女性研究之內(nèi)還是女性研究之外的女性主義批評都受到人文學科岌岌可危和正在萎縮的現(xiàn)狀的制約和調(diào)節(jié)。學者們面臨出版的壓力，否則就有被淘汰的危險；低級教員被要求不斷提高研究創(chuàng)造的水準；工作總量變少，而競爭更為激烈——所有這一切都對學術研究令人吃驚的激增發(fā)生著作用。但是，由于學術出版正在不斷衰退之中，將來，我們要出版自己的批評成果將變得更加困難。只要工作市場依然處于低迷狀態(tài)，我們就始終將不得不面臨這樣的困難，即難以為我們那些本該勝任的博士候選人提供終身教職。

除了上述物質條件的影響之外，假如我們再把已經(jīng)在各種不同領域獲得的數(shù)量龐大的研究成果加進去的話，那么，我們或許就不得不看到這樣一種激動人心的現(xiàn)象，即形形色色的理論詞匯和批評方法像走馬燈一般一會兒時髦，一會兒又過時了，就像是附在人文學者艱苦的勞動成果之后的索引一樣，它使得屬于遙遠的過去的19 世紀女性再次復活，使得“過去得以重生”，不僅和大學里的本科生發(fā)生關聯(lián)，從更大的范圍來看也與文化發(fā)生了關聯(lián)。同樣，一種試圖超越那些有關英國和美國文學的堆積如山的學術資料的焦慮感或許也對批評家們的努力產(chǎn)生了影響，使他們超越了小說與詩歌所構筑的文學空間，超越了第一世界的地緣政治版圖。近來，明顯地給女性主義批評打上印記的文學的邊緣化和強調(diào)第三世界文化的傾向呈現(xiàn)出這樣的特點，即否定我們對于審美快感的追求，否定20 世紀之前女性的成就。或許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從事維多利亞時代研究的學者們，比如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家，逐漸發(fā)現(xiàn)要撰寫出那樣一部具有交叉性質與特點的書來是非常困難的事，而我們認為，《閣樓上的瘋女人》正是具有如此特點的一部著作。

于是，將來數(shù)代人所必須面臨的任務之一，或許應該是執(zhí)著努力，不回避方法論方面的復雜性，而是要對這種復雜性進行約束與利用，以便為批評寫作提供更多可行的方法。我們將如何使我們的批評文字從那種浮夸、冗長、令人費解而又陳腐過時的理論中解放出來，從空洞乏味的政治上的嘩眾取寵中解放出來，而使它們有可能不論對于專門的研究者，還是對普通的讀者來說，都一樣具有可讀性呢？然而，還有另外一點需要批評家們進行自我反思的，那就是更加深切地把握過去幾十年中，人文科學在專業(yè)和知識領域的發(fā)展，以及女性運動的變化，并關注我們研究領域分散之后的結果。維多利亞時代的研究者們現(xiàn)在開始研究起好萊塢的電影、制作起B(yǎng)BC 的電視節(jié)目來了，這一點意味著什么呢？事實上，女性主義者可以在所有的方法論類別中被發(fā)現(xiàn)，在所有的研究領域中被發(fā)現(xiàn)，這一點又意味著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