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衡量愛情可以用制服作為尺度的話，那么，我父親的一切都被母親制服了，例外只有一個，那就是鐵路。母親毀了我們——她的孩子們的一生；同樣，父親的鐵路也毀了母親的一生。父親在鐵路上干了一輩子，也連累了母親一輩子。他從不吝惜自己，也從不吝惜母親。他有八個孩子，其中六個生在鐵路線上，當中又有四個死在鐵路上。為了鐵路，母親定居在中國，從1913年到1948年整整三十五載，她從未回過比利時，盡管每隔半年，她就鬧著要走。可是，每次都從打好行李開始，最后還是打開了事：　每次父親都能想方設法把母親留下來。

只是到1949年，中國又經歷了一次革命之后，父親革新者的本色才嶄露頭角。父親性情溫和，不露鋒芒，他任勞任怨，悄無聲息，嚴以律己，這一切突然成就了一位英雄。一個長年不懈辛勤從事日常平凡工作的勞動英雄，一個愛國者。對自己他處處克制，對一個終于獲得了新生的國家，他奉獻了自己的忠誠和全部身心；一個才華長期不為人知，現(xiàn)在終于得到承認和嘉獎的英雄。

父親現(xiàn)在安息在北京的八寶山，四周鄰居是許多比他遠為英勇的偉人。因為1949年以后，他才找到了自我，做出了貢獻。與父親墳墓相隔三排的是史沫特萊的墓。史沫特萊是一個偉大高尚的美國女性。父親墳墓下方第三排，安葬的是一個被蔣介石殺害的青年革命家。父親是一個資產階級分子，不是共產黨員，一個技術人員，不是政治家，一個徹頭徹尾的中國人。忠于自己的祖國，因而他失去了兒子、妻子和兩個女兒。他之所以被安放在八寶山，那是因為在國家需要他的時候，他強支病體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多年的戰(zhàn)亂頻頻之后，1949年的中國，百廢待舉。鐵路癱瘓、礦井被毀、機器設備廢品一堆。父親響應征召，施以援手。他整頓了滿目瘡痍的大同煤礦，在那里工作了一年。他不知疲倦地工作，即使在年輕時他也未曾這樣勤奮地工作過。因此而成為一名勞動英雄，卻是他連想都沒有想到的事情。這時，我才認識到，我愛他沒有愛錯。

或許就因為我是女孩，父親把我交給了母親。他沒有和母親爭論過一定要我上中國學校。也許他覺得我上教會學校是最好的選擇，因為我是個女孩。父親把我委諸于命運，而在他心目中，一個女孩的命運只是出嫁而已。這是他對我們這幾個女兒犯下的極大錯誤。為了彌補這荒廢的童年，我整整花了二十年的時間。過去，我依附父親，愛父親，他卻把我撇在一邊，因為在他心里，母親總是第一位的，歷來如此。

1929年，一個可以緊緊依附、深深眷戀的潛在的現(xiàn)實，在我心目中喪失了。那是發(fā)生“釀酒事件”的那天晚上，在這之前，父親在我心目中是一個親人，此后就變得形同陌路了。

我們在北京的第一所宅子位于旗人區(qū)，我非常喜歡這棟房子。父親在那里種了一棵葡萄樹。后來，他把這棵葡萄樹移植到第二所住房，又移到了最后一所住房。1929年秋，我看了一本關于釀酒的兒童畫冊，決定用自家的葡萄釀酒。每天傍晚下班后，父親總要走到葡萄樹跟前，站在那里凝視那些成串的結實的青葡萄。過些時候，葡萄長大變軟，但尚未晶瑩飽滿。我想，給爸爸奉獻一瓶酒使他驚喜一番，難道還有比這更讓他大吃一驚的嗎？于是，我從廚師那里借來了一只殺雞煺毛用的木桶，把青葡萄放在桶里。蒂薩和我脫下鞋襪，按照畫冊上講的方法照方抓藥，站在桶里踩葡萄，然后，把桶里的葡萄汁灌在瓶里，因為那醬色葡萄汁量很少，還兌上了水。

父親一向性情溫和，沉默寡言。母親愛給人起綽號，給父親的綽號是“啞巴”?？墒?，這一回他真發(fā)火了，又是叫嚷，又是摔盤子。母親見狀，便護著孩子。這一回，不是愛哭的蒂薩而是我回到臥室，聽著酒瓶被扔到花園墻上砸得粉碎的聲音，傷心地哭泣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