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甸戰(zhàn)場失利之前，那條航線是可供蔣介石座機出國最平順最保險的路徑。從重慶起飛，先飛往昆明，可以讓蔣介石稍事休息，飛機加滿油之后，再經(jīng)由緬甸的臘戍，印度的加爾各答，再飛至印度首府新德里，再停留一次，略事休息，加滿油后直飛埃及。這條航線的最大優(yōu)點，是不必勉強飛機飛到萬尺以上高空，所以不至于讓飛機乘員飽嘗萬尺高空空氣稀薄、氣溫降至零度以下、氣流極端顛簸之苦。糟糕的是，這條飛起來最平穩(wěn)的航線，卻因為1942年日軍發(fā)動的緬甸戰(zhàn)爭，盟軍不敵而大敗后，隨之停飛。同年4月起，中美軍機被迫改飛世界上難度最大的一條航線，也就是直接飛越世界屋脊駝峰喜馬拉雅山脈的“駝峰航線”。

為了安全起見，毛邦初親自試飛過這條航線，飛機從重慶起飛后，直接往西方飛，飛越喜馬拉雅山，再到印度首府新德里加油，再往西繼續(xù)飛赴埃及。

事實上，當緬甸戰(zhàn)事失利，緬甸通往中國大后方云南的公路，被日本人切斷之后，抗戰(zhàn)基地的后勤補給一度陷入混亂與癱瘓的狀態(tài)。然而，這場仗如果要繼續(xù)打下去，絕處逢生，只有仰仗“駝峰航線”了。顯然，蔣介石的疑心病讓他減少了更多的死亡風險，特別是在西安事變之后，蔣介石更是生活在杯弓蛇影的被迫害妄想癥的幻影之下，他不相信外國人當他的座機正駕駛，所以，蔣介石飛機駕駛員，基本上都改由中國人擔任。但是，飛“駝峰航線”有兩大艱難癥結(jié)點：一是飛機性能是不是能夠應(yīng)付高空氣壓低與空氣稀薄、氣溫變化梯度大等各種嚴酷考驗；二是中國經(jīng)驗比較豐富、反應(yīng)比較敏捷的年輕優(yōu)秀飛行人員，許多都在空戰(zhàn)中壯烈犧牲了，剩下的飛行員，多半是飛行時數(shù)短，經(jīng)驗比較不足，飛低空或中空還勉強行，一旦要他們改飛高原地帶，甚至飛越高度達8000米的駝峰，這些小伙子根本派不上用場。所以這次飛越駝峰的任務(wù)，就落在毛邦初的肩頭。

換言之，毛邦初肩頭扛的重擔一如林大綱先前的職責，他必須讓蔣介石能擺脫受外國機師掌控的局面，避免把性命交付給居心叵測的外國人。所以，毛邦初一趟接著一趟地高空飛行踏勘路線，不只是為抗戰(zhàn)時期的中國空軍竭智盡忠，其實更是為蔣介石竭智盡忠，說得更露骨一點，就是為了保住蔣介石一條老命而不斷試飛“駝峰航線”。蔣介石單純地認為，由毛邦初接替林大綱執(zhí)行“駝峰航線”的“死亡任務(wù)”，可以在關(guān)鍵時刻讓蔣介石絕處逢生、化險為夷，藍鯨可以重新逍遙游于大海之中。

但是，畢竟這樣的想法太單純，飛行到國外，不僅要克服“駝峰航線”的技術(shù)難題，還要克服陌生國度及陌生機場各種地形氣候復雜難題，更要克服與這些外國機場塔臺人員溝通的語言障礙問題等各種在國內(nèi)飛行所始料未及者，這些復雜的國際飛航因素，絕非毛邦初乃至爾后蔣介石座機專任駕駛與機長的衣復恩，一時半刻可以克服并且立即上手的。就以蔣介石夫婦這趟開羅之行而言，便有一半路途必須考慮到國際飛航的復雜性，而被迫必須搭乘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好心借用的總統(tǒng)專機“圣牛”號（the Sacred Cow）（這是“二戰(zhàn)”時期，對當代美國總統(tǒng)的“空軍一號”總統(tǒng)專機的“昵稱”），其實“圣?！碧柺敲绹栏窭构境銎返腃-54 Skymaster型客機改裝版的專用飛機。畢竟，美國人的飛機在飛經(jīng)類似英國人的殖民地地盤時，比那時中國飛機更暢行無阻一些。

關(guān)于羅斯福借他的“圣牛”號總統(tǒng)專機給蔣介石做歸國交通工具，可從黃仁霖先生回憶錄中得到印證。黃仁霖說：“會議閉幕后，我們正準備返回重慶。我奉命隨同蔣主席和夫人搭乘‘圣?！枌C，擔任與駕駛員之間的聯(lián)絡(luò)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