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里看不見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地球上也找不到兩個一模一樣的人。世間的每一種（物質(zhì)的或精神的）存在，都是獨一無二的。這個說法很有道理，甚至透著細膩的詩意。但同樣有道理的是，所有樹葉仍舊是樹葉，每一個人都屬于人類。我們從小就會背誦“對立統(tǒng)一”原則，卻常常錯失了辯證思考的意蘊。令人玩味的是，特殊主義論述本身并不特殊，無論是“自我特殊論”或“他者特殊論”，都普遍地存在于人類的認知與想象之中——從“法蘭西文明優(yōu)越論”、“普魯士道路”、“亞洲價值觀”，到“美國例外論”，不一而足。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特殊論”也并不例外。

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進口的”和“國產(chǎn)的”中國特殊論日趨強勁。其中，馬丁·雅克的暢銷書《當中國統(tǒng)治世界》大約最引人注目。雅克急切而鄭重地告誡讀者：重要的趨勢不只是中國要成為世界的主導力量，而是中國將以特殊的、完全不同于西方所想象的方式來主導世界。因此“中國的崛起”意味著“西方世界的終結(jié)”（英國版副標題），或者，“一種新全球秩序的誕生”（美國版副標題）。但是，正如著名學者佩里·安德森在相關(guān)書評中所指出的那樣，這種對獨特“中華性”（Chineseness）的神秘言說實際上由來已久——從馬可·波羅在中國游記中塑造的美妙絕倫景象，到18 世紀伏爾泰等啟蒙思想家對中國文明的贊嘆，再到20 世紀危言聳聽的“中國黃禍說”（yellow peril），只是時而抱有恭敬，時而顯出輕蔑，在“中國熱”（Sinomania）與“中國恐懼”（Sinophobia）之間來回搖擺。如今，“中國恐懼絕對沒有消失，但又一輪中國熱正在形成”。但這類東方主義式的“中國特殊論”，無論是表現(xiàn)為熱衷還是恐懼（所謂“中國威脅論”），就認知水準而言都乏善可陳，它們不是依據(jù)細致的考察與深刻的辨識，更多來自一知半解的“觀察”與牽強附會的臆想，也就難以真正地澄清中國獨特的傳統(tǒng)文明究竟在何種意義和程度上、以何種方式對中國當下的崛起產(chǎn)生了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