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的腐敗只是淺層次的，整個國家機構和制度的腐敗才是真正要命的。吳思在《血酬定律》中提出了一個“抽水管子”的貪腐理論，他把國家的財政收入比喻為大海，把各類財政來源比喻為大大小小的河川渠道，而這些只是“明流”，也就是表面上看得見的財政流動。除此之外還有“潛流”，就是地下陰溝里面的河道，是無法從表面上看到的，如果想獲得“潛流”中的財富，就必須用“抽水”的辦法來獲取。

劉瑾在五年的時間里竟然能獲得如此巨大的財富，如果只是一般意義上的貪污手段，也就是說，單單靠“明流”是絕對辦不到的。因此，劉瑾用“抽水”的辦法，把“抽水管子”深入到各種“潛流”之中，以此來獲取巨額的財富，只要這條“抽水管子”足夠長，就沒有他獲取不到的財富。

事實確是如此，劉瑾在索賄上可謂不遺余力，只要某個人不遂自己的意，劉瑾就會變著法兒地收拾對方，直到對方“花錢消災”。這就是劉瑾貪腐的“抽水”辦法。把自己的“抽水管子”插向了漕運、鹽政、科舉、賦稅、屯田等各個方面，可謂無孔不入，其貪婪的魔爪幾乎無處不在。

看完劉瑾的例子，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朝臣的例子，這個例子就是嚴嵩。王世貞在《弇州史料后集》中說，明代籍沒權貴，“其富無過于振、瑾、彬、寧、嵩、保六家”。這里的“六家”分別指王振、劉瑾、江彬、錢寧、嚴嵩、馮保。這其中的嚴嵩，是嘉靖朝最重要的一位內(nèi)閣首輔大臣。論起斂財手段，比劉瑾有過之而無不及。

嚴嵩雖然奸詐，但是個聰明人，他自己并沒多大的本事，僅僅是因為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思，懂得如何討好和獻媚于皇帝，才得以在大明官場上平步青云。嚴嵩專政二十年，賣官鬻爵、侵占田畝、大肆收受賄賂，他的兒子嚴世藩更是囂張跋扈、貪婪無度，為嚴嵩搜刮了無數(shù)的財富。

嚴嵩最后被抄家時，查抄出黃金一萬三千一百七十余兩，各種金器一萬三千二百三十余兩，各種金首飾六千五百五十余兩，凈金、金器、金首飾共重三萬二千九百六十余兩。除此之外，被查抄出的古玩字畫更是不計其數(shù)，其價值難以估量。后來，人們還根據(jù)嚴嵩被查沒的家產(chǎn)清單，整理出一本厚厚的書——《天水冰山錄》（取“太陽一出冰山落”之意），字數(shù)多達六萬，由此可見嚴嵩所貪財富之巨，就連清代學者趙翼也感慨“實自古權奸所未有”。

一個劉瑾，一個嚴嵩，一個宦官，一個朝臣，他們不僅僅是明朝歷史上的頭號巨貪，就是在整個中國古代史上也是貪官中的“佼佼者”。

事實上，這種腐敗在明朝官場幾乎是“塌方式”的，幾乎是無官不貪。比如，將嚴嵩扳倒的內(nèi)閣首輔徐階，他在歷史上的名聲并不壞，清初學者錢謙益對他就頗多贊譽，而且徐階還是張居正的老師，但就是這樣一個人，他權勢熏天之時，也在老家松江府侵占了十八萬畝田地，而這些田地是松江府全部田畝的一半還多。

當然，明朝官員貪腐成風，并不僅僅是政治制度的松動造成的，更直接的原因還與皇帝本人的行為有關。《明史·食貨志》記載：“世宗中年，邊供費繁，加以土木、禱祀，月無虛日，帑藏匱竭。司農(nóng)百計生財，甚至變賣寺田，收贖軍罪，猶不能給?！笨梢?，從嘉靖（世宗）中期開始，明朝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嚴重的財政危機，國家財政常常處于入不敷出的境地。至于原因，《明史》也說得很明白，一方面是邊境軍費開支很大，另一方面則是嘉靖皇帝的大興土木和鋪張浪費。

嘉靖皇帝之后的隆慶皇帝，同樣是一個聲色犬馬之徒。比如，隆慶某天突然想吃果餅，御膳監(jiān)便準備了價值上千兩的食材作料；他偶爾想吃驢腸，御膳監(jiān)便一天殺一頭驢。有什么樣的皇帝，就有什么樣的大臣，所謂上行下效，一股奢靡腐敗之風由此席卷了整個大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