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原：有這樣一種看法，認為在中國要做好人類學，就必然要和歷史有一定的結合，而且有一句老話：“人類學如果不是一種歷史學，那么它就什么也不是?！蔽以谙胂笸趵蠋熌@一風格的研究，雖然是借鑒了人類學的一些方法，但仍算是一種歷史研究，只是您的歷史觀念和傳統(tǒng)的歷史觀已經(jīng)很不同了。那么我想問一下，如果您認為有一個歷史人類學或人類學的歷史，那人類學的這個“歷史”應該怎么界定？它和典范史學的那個歷史或歷史觀是不是有區(qū)別？

王明珂：我覺得當前是有區(qū)別。大多數(shù)歷史學者，以及人類學者，將文獻或口述歷史視為過去人物、事件等“史實”的描述資料庫，他們從中找尋、組織歷史事實。另一些學者包括我，是將文獻與口述作為社會記憶，嘗試發(fā)掘產(chǎn)生此記憶與敘事的“情境”及個人在此情境中的處境（positionality）。但后者絕非希望取代前者，而是希望在“歷史事實”中加入一些新的“歷史事實”，或對所謂“歷史事實”有情境化的新理解。至于歷史人類學，或是歷史的人類學研究，我認為其界線是模糊的。

現(xiàn)在是一個大家都可以用自己的著作來定位什么叫做“歷史人類學”的時代。我們須知道國際人類學中的historical anthropology 在研究些什么，但不一定要完全模仿遵循。有些華文世界的人類學家抱著非常狹隘的看法，認為須研究西方“historical anthropology”所討論的那些特定問題才是歷史人類學。我不愿意對此爭論。我覺得，用實際的研究著作去定義何謂歷史人類學比較重要。我比較欣賞P. H. Gulliver 在他的那本書Approaching the Past 里對歷史人類學的簡單定義：過去怎么造成現(xiàn)在，現(xiàn)在怎么去想象過去。歷史人類學就是研究這兩者或兩者間的關系，在這個范疇里可以有非常多的議題。又譬如，歷史人類學者關心文化與歷史的關系，或文化結構與歷史事件的關系。在《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一書里，我提出三種不同層次的中國歷史敘事文化結構—歷史心性、文類與模式化敘事情節(jié)，它們都有對應的結構化社會情境。這些歷史敘事文化結構規(guī)范文本敘事，但它又受文本敘事的模塑、修飾?；诖?，我們可以從文本作者（如一方志作者）對種種敘事文化結構的依順與背離，及其文本符號的運用中，探索各種歷史記憶、歷史事件，以及活在歷史記憶中的人之情感、意圖與作為。我認為重要的是，這樣的研究是否能揭露一些我們過去未知的社會與歷史本相，至于它是歷史學或歷史人類學又有何重要？

張原：我想或許可以稱您為一個具有人類學傾向的歷史學家。但是您的整個研究風格給我們的感覺，更注重的是一種“心態(tài)史”，比如像您談歷史心性、談社會記憶，這些都很像一種觀念史或者心態(tài)史的研究。那您又是如何看待經(jīng)驗歷史的研究，或者說您如何處理經(jīng)驗史方面的問題？

王明珂：我關注的不是泛泛的心態(tài)史，我非常注重practice（習行），關注一個小的事件，個人說的一句話。其實，心態(tài)史這一類研究強調(diào)探索一時代社會普遍存在的特殊心態(tài)，也是一種文化，一種結構。然而我所謂的歷史心性與此不同，歷史心性在歷史書寫實踐中產(chǎn)生，它也影響歷史書寫實踐，更重要的是，歷史心性與歷史書寫實踐都對應或反映著社會情境本相，與人在其間的情感、意圖與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