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06年開始，司徒雷登被派到杭州以北的鄉(xiāng)村傳教。“所至為杭州與湖州隸屬各地，數(shù)百里中，無西人也。入鄉(xiāng)村，起居飲食，與鄉(xiāng)民俱，共話桑麻，并問禮俗，得悉民間生活與痛苦頗詳。”[7]

作為區(qū)域牧師，司徒雷登負責的區(qū)域包括50個村莊和208名基督徒。他在自己的教區(qū)辦起了《圣經(jīng)》學習班，除指導學生研讀《圣經(jīng)》外，也傳授社區(qū)服 務知識。這些地區(qū)，原來都是他父母昔日傳教生涯中所到過的地方，因此，他在父母的指導下，學會了如何主持教會的活動，如何先與中國民眾交朋友，再向他們傳 播福音教義。

司徒雷登的傳教做法，在形式上與英國中華內(nèi)地會的女傳教士福姑娘很相似。福姑娘在杭州傳教時，先對杭州的婦女們說：“我是來做杭州女人的，我吃你們 所吃之飯，穿你們所穿之衣，說你們所說之話，我們都是姐妹。”[8]福姑娘以她“入鄉(xiāng)隨俗”的努力，最終得到了不少杭州婦女的信任。后來，她嫁給了中華內(nèi) 地會的創(chuàng)始人戴德生。司徒雷登和福姑娘的這種方法，是為實現(xiàn)《圣經(jīng)》中保羅所說的“在什么樣人中成什么人”的教誨，他們都是要實現(xiàn)“在中國成中國人”的愿 望。

司徒雷登在杭州地區(qū)的傳教過程中，還對傳教的方法作過研究。他認為沒有必要讓皈依基督教的中國人拋棄他們固有的敬祖宗的習慣，做禮拜要講究氣氛，以適應中國教徒的實際需要。這些對傳教方式的改良，以后也體現(xiàn)在他所創(chuàng)辦的北京燕京大學的教育管理方面。

在杭州，司徒雷登除了布道以外，與他母親一樣，對辦學、興學也有著濃厚的興趣。1907年，他率先提出建議，由南長老會與北長老會共同合辦育英書院，得到差會的首肯，并在六和塔一帶購置土地建設新的校區(qū)，這所經(jīng)合并改組后的學校就是杭州之江大學。

1910年，司徒雷登的二弟沃倫·霍頓從美國耶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后返回中國。1916年，他受聘為杭州之江大學校長。

司徒雷登在杭州期間，還見過駐節(jié)杭州的浙江巡撫聶緝椝，他在《在華五十年》中寫道：

記得有一次我在杭州的一條街上行走（在當時，對一個有社會地位的人來講，步行本身就是不體面的），正在這時，巡撫過來了。他坐著八人抬的裝飾華麗的 大轎，由一幫穿制服的家仆前呼后擁著。我懷著敬畏的好奇心凝視著這位高級官吏，對他我是決不指望能更靠近一步的，而且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他如何以鄙夷的眼 光看著一個孤獨的野蠻人閃開道讓他過去。[9]

聶緝椝（1855—1911），字仲芳，湖南衡山人。副貢生。望族出身，其家族以“三代進士，兩世翰林”著稱一時。及至聶緝椝之父聶亦峰仍為翰林， 官雖僅至廣東知縣，然其樂善好施之舉已是名聲在外，所以“中興名臣”曾國藩要將自己的季女曾紀芬許配給僅為貢生副榜出身的聶緝椝。

雖然科場不興，但是聶緝椝憑著自己的努力做了上海道臺，兼任洋務企業(yè)江南制造局總辦。后來，在浙江按察使兼杭州洋務總局督辦任上，與日本駐杭州領事 簽訂了劃杭城武林門外拱宸橋北，運河東一帶700余畝（約合46.67萬平方米）的土地為日租界的協(xié)議。最終在經(jīng)過浙江按察使、江蘇布政使、浙江布政使 “三權(quán)藩篆”的歷練后，于1903年9月遷任浙江巡撫。巡撫是管理一省軍政的主官，正二品。1905年10月，聶緝椝因浙江銅元廠舞弊案而被解職。

司徒雷登在文中并未提及自己是哪一年見過這位巡撫大人的，但從司徒雷登1905年2月始抵杭州，而同年10月聶緝椝已“被劾開缺”，繼任者張曾敭未到職前由浙江將軍瑞興兼任巡撫的情況來看，應為1905年10月前。這一年，司徒雷登29歲，而聶緝椝已50歲。

司徒雷登認為，這次在杭州看見浙江巡撫聶緝椝使他想起了他早年和晚年地位的變化。他繼續(xù)寫道：

但是，這位官吏的夫人碰巧是著名的軍人兼學者曾國藩總督的女兒，一個入教多年的虔誠的基督教徒。她八十三歲上到北京訪問，曾作為我的客人到燕京與教 師和學生們進行了親切的會面。由于她父母的關系，她本人的學識以及矍鑠的精力，受到人們極大的尊敬。返回杭州之后，她送了我一幅書法清秀的對聯(lián)，借以抒發(fā) 她訪問這所她久已向往的著名學府的情懷。[10]

聶緝椝之妻曾紀芬（1852—1942），湖南湘鄉(xiāng)人，曾國藩季女。她是聶緝椝去世以后衡山聶氏家族的精神領袖。聶氏的后人在進入民國以后，在上海 經(jīng)辦恒豐紗廠等實業(yè)致富，所以曾紀芬有“總督之女、巡撫之妻、巨商之母”的稱號。晚年，她自號崇德，工書法。在其子、滬上實業(yè)家聶云臺的影響下，曾紀芬由 信佛轉(zhuǎn)而相信基督，而聶云臺卻在經(jīng)歷了實業(yè)挫折以后，由信基督改為禮佛。

司徒雷登在文中說曾紀芬住在杭州有誤；實際上，曾紀芬住在上海，在民國年間滬上有頗為著名的聶家花園。1934年，時年83歲的曾紀芬北上北平（今 北京），訪問燕京大學，并與燕京大學校務長（實行校長之權(quán)）司徒雷登會面。從儒生聶緝椝眼中的窮“夷人”到基督徒曾紀芬眼中的著名教會大學的校長，司徒雷 登認為這一切頗有戲劇性。

曾紀芬有17個孫輩是燕京大學的學生。

在傳教士們看來，傳教與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有材料顯示，司徒雷登在返回他闊別17年的出生地杭州后，曾在杭州馮氏女學和弘道女學任過教職。[11]

馮氏女學為19世紀末葉英國圣公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女傳教士瑪麗·沃恩（Mary Vaughan）捐資2000金鎊（一種含金的英國貨幣，類似于當時法國發(fā)行的金法郎）所建，設校址于杭州紫金觀巷，迨1907年瑪麗·沃恩女士歸國度 假，建筑工程由她委托梅更(Duncan Main)醫(yī)師主持進行。1908年，瑪麗·沃恩返回杭州，因旅途辛勞引發(fā)宿疾，在杭去世。為了紀念她，遂定校名為“馮氏高等女學堂”（Mary Vaughan Girls’High School），而“馮氏”其實為今譯“沃恩”的意譯，以中國人的姓來翻譯外國人的姓是當時的習慣。

馮氏女學于1909年開學，首任校長為沃恩的摯友巴恩斯（Barnes，舊譯作巴羅以、巴路義）女士，學生僅有20人。民國三年（1914）改為馮氏女子中學，并附設國民學校。

馮氏女學開學之初的學生中，有兩位是籍隸湖南湘鄉(xiāng)的堂姐妹，系出名門。姐姐曾寶蓀，（1893—1978），曾祖是曾國藩，祖父是曾紀鴻，父親是曾 廣鈞。妹妹曾寶菡（1896—1979），父親是曾廣鈞之弟曾廣鐘。寶蓀于1907年來杭入浙江女子師范，畢業(yè)后再入馮氏高等女學，受校長巴恩斯影響，受 洗成為基督教徒。1912年隨巴恩斯赴英國游學，時其堂弟曾約農(nóng)已在英國留學，而伯祖父曾紀澤又在倫敦做過駐英公使，故對倫敦并不陌生，最后以優(yōu)異的成績 考取倫敦大學理科學士，成為第一位獲得倫敦大學優(yōu)等學位的中國女性?；貒院?，創(chuàng)辦長沙藝芳女學（今長沙第十四中學），一辦就是三十二年，一生以女子教育 為職志而著重女子完全人格的培養(yǎng)，是著名的教育家。她的座右銘是：“待人以慈祥，處世以淡泊，臨危以鎮(zhèn)靜，持身以簡樸。”寶菡在馮氏女學畢業(yè)后考取了杭州 廣濟醫(yī)院（今浙江大學醫(yī)學院附屬第二醫(yī)院前身），后成為廣濟醫(yī)院骨科專家，她也是基督教徒。

弘道女學是由美國基督教南長老會于1867年創(chuàng)辦的貞才女學、1899年美國北長老會創(chuàng)辦的育才女學、1902年美國北浸禮會創(chuàng)辦的蕙蘭女學三校于1912年合并而成的，中文定名為弘道女學。

現(xiàn)在的問題是，馮氏女學于1909年2月始行開學，而司徒雷登卻在前一年的1908年夏，就應南京金陵神學院之聘赴寧任教，舉家遷往南京，又如何在 杭州任教呢？郝平《無奈的結(jié)局——司徒雷登與中國》一書的附錄《司徒雷登大事年表》載，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后南京金陵神學院停課，司徒雷登離寧返 杭，直至1912年秋才返南京。其間，他有可能在杭州馮氏女學任教。當然，也有一種可能，就是司徒雷登屬于兼課性質(zhì)，往返于寧杭之間，但筆者迄今未獲得這 方面的史料。

至于弘道女學，司徒雷登在弘道女學的前身貞才女學任教倒是極有可能的。因為它是由司徒雷登的母親創(chuàng)辦的，后來與另兩所女學合并后成立杭州協(xié)和女子學校，上述都可以算作是弘道女學的前身。

1928年，弘道女學由美國三家創(chuàng)辦團體移交給了中華基督教會華東大會和中華基督教浙滬浸禮會兩所中國團體接辦，并更名為杭州市私立弘道女子中學， 并附設小學及幼稚園，它的歷史一直延續(xù)到1952年。位于學士路的校址就是今天的浙江大學醫(yī)學院附屬婦產(chǎn)科醫(yī)院，附設小學則是今天的行知幼兒園。

[1] [美]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司徒雷登回憶錄》，程宗家譯，劉雪芬校，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20-21頁。

[2] 參見邵玉銘：《宗教與美國對外擴張主義：兼論傳教士與十九世紀以來之中美關系》，《中美關系研究論文集》，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3-4頁。

[3] 參見邵玉銘：《宗教與美國對外擴張主義：兼論傳教士與十九世紀以來之中美關系》，《中美關系研究論文集》，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3-4頁。

[4]《燕大友聲》，第2卷第9期，1936年6月24日出版。

[5] [美]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司徒雷登回憶錄》，程宗家譯，劉雪芬校，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31頁。

[6] 劉廷芳、謝景升：《司徒雷登年譜》，《文史資料選輯》第83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2年版。

[7] 劉廷芳、謝景升：《司徒雷登年譜》，《文史資料選輯》第83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2年版。

[8] 參見顧長聲：《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2頁。

[9] [美]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司徒雷登回憶錄》，程宗家譯，劉雪芬校，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116-117頁。

[10][美]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司徒雷登回憶錄》，程宗家譯，劉雪芬校，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116-117頁。

[11] 參見馬時雍主編：《杭州的寺院教堂》，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