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唐德剛的歷史觀念，人們見仁見智。筆者本人就多次批評他的史觀缺陷，他中了黑格爾、湯因比之流的毒害，陷入歷史決定論的框架里，而忽視了人自身的因素。以個人的治學來看，能有這樣的史觀收獲，其形式感當然美妙不可言喻。但從社會層面，其作用就一言難盡了。從積極的角度理解，唐德剛給我們宣示了一種歷史的必然性；從消極的角度理解，唐德剛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懶漢邏輯：既然歷史肯定要走出三峽，那么我們個人的努力有什么用呢，我們等著分享歷史的果實就可以了，我們等著收獲歷史的絕對規(guī)律或絕對精神就可以了。

如果我們對唐德剛懷抱理解之同情，我們可以說，這是因為他跟歷史人物交往太深的緣故，他太了解歷史方向之千變萬化，太理解歷史進步之不容易?；蛘哒f，因為中國歷史太長的緣故，后人看過去，總會猜度、模擬出一些規(guī)律、輪廓來。中國和中國史太大，大得個人無法承受。

但如果我們懷有春秋責備賢者的用心，我們可以說，以唐德剛先生的才學識，只是給我們貢獻這樣一種史觀，未免不夠。歷史進入21世紀了，華人社會還停留在19世紀的德國哲學思維的框框里，現(xiàn)實的即合理，歷史的即合理，非理非禮勿動，未免太無出息。而在這種人生哲學和歷史變革哲學的思想提供方面，我們大陸的學人，我們的自由派和新左派學人更是交了不及格的卷子。像伯林稱道的19世紀赫爾岑那樣的思想：自然并無計劃，歷史亦無劇本；原則上，并無任何單一鎖鑰、任何公式能解決個人或社會問題；普遍的解決并非解決，普遍目的亦絕非真實目的，每一時代各自有其質地，各自有其問題；捷徑與概括不能代替經驗……我們今天仍少有表達。

因此，唐德剛在他的《晚清七十年》一類的歷史著作里，雖然表達得極富個性，卻從孔子、司馬遷那類個人寫作的歷史傳統(tǒng)里退后了半步。那種建基于人心人性之上的歷史審判功能，經由孔子、司馬遷等人示范的懲惡揚善的意義，就被一種轉型的歷史目的代替，為這一歷史目的服務的各色人物都有了可以理解、同情之處。唐德剛雖然突破了黨派的意識形態(tài)史學，但他的史觀跟意識形態(tài)歷史沒有太大的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