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南非在此時而非彼時出現(xiàn)了轉折呢？

《新約·加拉太書》中圣保羅在給新使徒的信中使用了一個妙語：“時機已到?！?保羅講耶穌誕生的時機恰到好處，一切都各就各位，諸種前兆都已具備，一切都在恰當?shù)臅r刻發(fā)生了。提前一點會過早，拖后一點又會太遲，當一切發(fā)生時，就只有此刻，沒有彼時。

20世紀90年代，自由在最為意想不到的地方爆發(fā)了—1989年柏林墻倒塌，共產(chǎn)主義大廈由于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開放而傾覆。在其強硬派前任如勃列日涅夫的時代，所有這一切變化都不可能發(fā)生；如果當時全球的地緣政治圖景沒有變化，那么其后的一切要么不可能發(fā)生，要么會付出慘重得多的生命代價，造成更大的動蕩和不安。

在南非，強悍兇惡的共產(chǎn)主義帝國—即里根所說的“邪惡帝國”—的瓦解是促成我們多災多難的國家發(fā)生變化的因素之一。種族隔離政權成功地哄騙了輕信和聽話的西方，讓他們相信南非的確是非洲對抗共產(chǎn)主義的最后堡壘了。到1990年，種族隔離政府再沒有理由聲稱必須使用壓迫手段根除共產(chǎn)主義的泛濫，因為共產(chǎn)主義已經(jīng)根除。

在這世界和南非歷史的關鍵時刻，我們得到了無限的祝福，德克勒克替代頑固不化的博塔擔任了南非總統(tǒng)。1985年，博塔錯失良機，在本該破釜沉舟宣布改革的時候，卻把本來是響炮的重要講話變成了一記蔫炮。很難設想頑固如磐石的博塔會像德克勒克那樣，于1990年2月2日在議會宣布讓整個世界既震驚又不敢相信的大膽舉措：南非的政治進程將實現(xiàn)正常化，解除對政治團體的禁令（1960年沙佩維爾大屠殺后實行的禁令）；非國大、泛非大和南非共產(chǎn)黨將被允許作為合法團體開展活動，南非將努力走出種族隔離不公正和壓迫的牢籠。

德克勒克當時的言行為他帶來的巨大功績，是無論如何都無法抹殺的。他在南非的歷史上為自己找到了一席之地。無論他這樣做出于何種動機，無論我們如何評說他后來的所作所為，我們都應該為他在1990年的作為而向他致敬。

我相信，如果他沒有做出他已做的一切，我們就會歷經(jīng)許多人預測的、使南非在劫難逃的血腥屠殺。要說服白人社會，讓他們接受通過談判交出其獨攬的政權，是需要極大勇氣的。很少有選民會擁戴要把政權交給世仇，并以此為政綱的候選人。德克勒克先生當然沒有這樣直言不諱。他講的是權利分享，讓本來不中聽甚至不可思議的事情，變得對選民來說不那么刺耳。他是在拿自己的政治生涯冒險，我們如果不因此贊揚他，就太過失禮了。他本來也許希望通過談判為白人找到一個位置，使他和追隨者得以行使否決權。他也可能希望以三駕馬車的方式，輪流當政。但無論怎樣，在我們歷史的關鍵時刻，出現(xiàn)了他這個敢于冒險、勇于前進的人物，這就是我們的幸運。

當然，如果他的對手不能夠順應時代的挑戰(zhàn)，這一切也毫無意義。如果德克勒克先生遭遇的是一個身陷囹圄、滿腔仇恨、誓死復仇的人，他很可能不會宣布其改革計劃。幸而他遇到的是被造就成有良知和卓越品質的人。納爾遜·曼德拉在獄中贏得了無比的聲望，以至許多人擔心如此圣人只會讓那些對他崇拜得五體投地的人大失所望。實際上，有傳言說其運動內部已有人策劃謀殺他，因為他們害怕整個世界會因為他不能與形象相符而深深失望。他們擔心，非國大可能失去因整個世界為其獄中領袖勾畫的高于生活的形象而贏得的巨大國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