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這種敏銳的觀察，他成了敢于痛斥大學生的極少數(shù)教授之一（見卷一“大學生”）。在他看來，這些年輕人追求“個性”或“獨立”，但在信仰缺失的敗壞下，他們之間的差異“不比沒發(fā)情的牲畜強多少”。隨隨便便的性事，見面熟的風氣，使男女不必為對方付出多少努力和關(guān)心，兩性關(guān)系也隨之失去了生物學之外的全部意義。“行為發(fā)生了，卻不會使一對男女脫離人群，他們會立即回到其中，毫無改變?！眰鹘y(tǒng)信仰在他們中間蛻化為私人化的“擔當”，即“空虛中做出的選擇”。如此一來，幸福也變成了速食面一類的東西。搖滾樂便是用一時的快感取代幸福的最生動寫照，它訴諸于當下的欲望，煞有介事地訴說少男少女幼稚的性萌動。以往的情竇初開被用于塑造“高尚品質(zhì)”和“升華精神”，使之與音樂、繪畫和小說聯(lián)系在一起，為履行人的義務(wù)、享受人性提供一種過渡。搖滾樂卻像毒品一樣提供廉價的迷狂，人為地誘發(fā)興奮，毀掉了青年人的想象力，使他們難以同藝術(shù)和思考建立起情感聯(lián)系。所以，布魯姆極為擔心青年人正在變成“金發(fā)碧眼的野獸”。

與學生的這種狀況相對應，教師們也熱衷于開設(shè)各種文化或文學比較課程，尤其是與非西方有關(guān)的課程，只講形式，不重內(nèi)容，目的是培養(yǎng)“沒有偏見的人”。但這種做法其實也是實踐著一種西方偏見：對異域文化的研究幾乎是西方獨有的現(xiàn)象，其他民族都沒有這種欲望。從源頭上說，它顯然跟尋求新的、更好的生活方式密切相關(guān)，或至少希望證明“我們的文化”是一種較好的方式。放棄這個源頭，使教授們陷入了十分尷尬的處境。他們抨擊民族中心論，等于斷言自己不知西方科學理解的優(yōu)越，不承認另一些否定這種優(yōu)勢性的文化的低級，同時卻在實踐著這種優(yōu)勢。所以他們“對自己科學的優(yōu)越性是既肯定又否定”，像帕斯卡一樣面對理性與神啟的選擇，卻缺少放棄科學轉(zhuǎn)向信仰的自覺。由于這種思想作祟，大學的“開放性”便淪為“隨波逐流”，它不分青紅皂白地對現(xiàn)狀開放，忘記了確實存在著一些“受蔑視的選擇”，一些“令人懷疑的知識”。在布魯姆看來，真正的開放是指把那些讓我們安于現(xiàn)狀的迷惑拒之門外，然而“現(xiàn)在的教學體制只受市場需求的左右，全然不能分辨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

這種結(jié)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秉持獨立精神的古典教育的衰敗造成的，它始于60 年代的學生運動和民權(quán)運動。與此相比，麥卡錫時代的學術(shù)反而成果頗豐，因為那時它還保持著蘇格拉底——西方學術(shù)最偉大的楷?！木瘛Ｔ谒墓P下（見卷三“大學”），蘇格拉底不但智慧絕頂，而且十分圓滑。他不講什么“知識的誠實”，他的獨立性不是表現(xiàn)為與俗人爭辯是非，而是知道如何與他們周旋；他很清楚跟權(quán)貴結(jié)盟的必要，但這只是為了讓自己活得明白。凡是不能或不必向世人說破的事，他善于保持沉默，因為俗人的世界是靠神話而不是理性維系的。姑不論這種描述是否符合（我感覺很不符合）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它讓我想起我們的一些經(jīng)濟學家，他們不久前發(fā)現(xiàn)，經(jīng)濟轉(zhuǎn)型中的腐敗也許無礙于甚至有益于資源的有效配置，可是他們把這種真相一說出來，卻幾乎被口水淹死。此時他們應當最能體會蘇格拉底式沉默的含義，最愿意接受布魯姆的立場，必要的技巧是把大學精神轉(zhuǎn)化為與藝術(shù)家高貴的“感傷”相類，它為了維持自身的獨立存在，必須把行動拒之門外，成為威廉·詹姆士所說的那位貴夫人，她為舞臺上女主角的遭遇青淚漣漣，卻忘記了自己的馬車夫正在劇院外凍得半死。

的確，啟蒙運動與古典時代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求真的古典學者只想獨善其身，而啟蒙思想家卻相信人人都有理性，通過教誨都能把握自然奧秘，提升人類整體的品質(zhì)。布魯姆說的不錯，這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wù)。蘇格拉底的可貴之處，乃存在于他始終跟大眾保持距離，而不像我們那樣整天嚷嚷“公共關(guān)懷”。孟德斯鳩和吉朋曾一再申明，共和政體不但是以“美德”為基礎(chǔ)，而且易于腐敗，現(xiàn)代性的隱憂似乎早在西賽羅的羅馬或十人團的威尼斯就已存在了。所以，不是思想的參與，而是這種蘇格拉底式的思想間距，構(gòu)成了西方大學獨立精神的內(nèi)核（與我們所說的“唐吉訶德精神”異趣）。這大概也是近來在名師點撥下“重新閱讀西方”帶來的最大收獲之一。忘卻這種精神，草率地作一名“公共知識分子”，有可能像《格列弗游記》中的勒皮他那樣，使科學變成政治的幫兇、真理的背叛者，因為民眾的權(quán)利或利益常與求真的美德格格不入。吾聞窮巷多怪事，哪有境界可言。說實在話，在這一點上我覺得自己十分不幸，能跟布魯姆發(fā)生很多共鳴。與他有共鳴，是因為我也珍視大學在科學精神上的獨立；說自己不幸，則是對政治學不時要背棄公民社會亦深有感觸，這時它易于變成純粹理念搭起的紙牌樓，巍峨歸巍峨，血肉之軀卻沒有一個敢住進去，這與政治思考只能在有著高度實踐性和強迫性的時間中，而不是在鎖定價值于永恒的乾坤中運行是不相容的。布魯姆說，海德格爾錯就錯在他脫離心靈的執(zhí)守而加入了時代，話中透著強烈的惺惺相惜。想想蘇格拉底吧——民主會斬殺智慧呢，到這樣的實踐和時間之流中尋找真理，可能意味著背叛真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