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年前，我和臺灣一位重要的評論家談起中國的諸多問題。他認為：“最重要的或許只不過是一個非常個人的問題：‘文革’的時候，你在哪里？遲早有一天，大家會發(fā)現(xiàn)這是個躲不過的問題，是每一個人都必須自己面對自己回答的挑戰(zhàn)?！?/p>

身為“文革”最重要的象征人物之一、曾被毛澤東當眾建議改名為“宋要武”的宋彬彬，終于在四十多年后回應了這個挑戰(zhàn)，向當時另一個意義上的重要象征——被她們一群學生活活打死的卞仲耘校長道歉。有人說她勇氣可嘉，有人說她回避真相洗脫己責，也有人說道歉總比不道歉的好。脾性所限，我不太敢評論，因為我擔心另一個問題：換了是我生活在那個年代的中國，我會做什么？又能做些什么？

雖然過去的罪責到底是每一個具體的活人所犯，必須由每一個個體自己承擔那份重負，不能諉過于時代或幾個大人物，更不能讓政府來個總體的否定就代表大家蒙混過關，但我們都曉得時代的限制、集體的瘋狂以及政治的高壓。同樣，對于歷史創(chuàng)傷的治愈，個體的反省和懺悔，恐怕也不像很多人以為的那樣，是重建健康正常社會的開端。恰恰相反，只有在一個真正撥亂反正的大環(huán)境底下，在重估道德價值的社會壓力之下，個人才有勇氣或者被迫真正面對自己的過去。

什么叫真正的撥亂反正？拿南非來說，如果不是終結了種族隔離，徹底否定了那套邪惡的觀念和體制，使得整個社會再無人敢去公開懷念那個年代的“單純和美好”，世人稱頌的真相與和解還成得了事嗎？

再說德國。20世紀60年代之前的聯(lián)邦德國就和日本一樣，為了“冷戰(zhàn)”的需要，許多原納粹分子安然過渡到了新時代，甚至在各行各業(yè)位居要職。大部分當年為希特勒吶喊痛哭的百姓則保持沉默，以遺忘遮掩昔日的目盲。不過，60年代中后期席卷全球的學生運動改變了這一切，各地年輕人逆反上一代的抗爭在德國多了一股弒父的狂熱，格外悲情格外沉重。當時，退休的總理也好，仍在位的部長議員也好，全都不能用“歷史的錯”、“偉人的失誤”、“我也是受害者”和“向前發(fā)展”之類的借口過關，必須在鏡頭之下說清楚自己知道什么、做過什么。這就叫作真正撥亂反正的大環(huán)境，這才是個體真正懺悔的土壤。

可嘆的是，歷史的創(chuàng)傷并不是這么容易就治得好的。沒有政權和價值觀的完全轉變，南非和德國固然不能輕易告別過去的陰影。就算經(jīng)過如此一番寒徹骨，巨大傷害所留下的后遺癥也還是會在最意外的時刻把你痛醒。在談到當前南非治安不靖、暴力頻發(fā)的問題時，當?shù)刂仓R分子馬克斯?杜普雷茲（Max Du Preez）引述了災后現(xiàn)場心理學家的分析說：災難是結束了，日子也重新開始了，但忙碌地過著新生活并不表示過去幾十年積壓下來的問題也就清理好了。它浮現(xiàn)在今天的病征是無法寬容異己，易被激怒，暴力傾向鮮明，以及藐視秩序。

難道南非做得還不夠嗎？當然不夠?！罢嫦嗯c和解委員會”只不過處理了兩千多宗個案，涉案的全是直接參與暴力和酷刑的兇手。大部分當時支持隔離政策的白人都換上了新面孔做人，大部分人格與尊嚴受過侮辱的人則默默進入了忽然來到的新社會。前陣子因為曼德拉逝世而被人記起甚至歌頌的最后一位白人總統(tǒng)德克勒克，曾在委員會的庭訊上很漂亮地為白人三百年來的錯誤道歉。但在問到他任內(nèi)執(zhí)法單位的具體暴行時，他就推得一干二凈，說他一概不知。聽完這話，圖圖大主教哭著回應：“他怎么可能不曉得？”然而，德克勒克的表態(tài)卻很有代表性。那是歷史的錯、集體的錯，與我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