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中產階級和受過教育的階級，那些獻身于進步事業(yè)的人們，經(jīng)常把他們的希望寄托于“開明”君主身上，指望強有力的中央機構去實現(xiàn)他們的理想。君主需要中產階級及其理想去實現(xiàn)其國家的現(xiàn)代化；而軟弱的中產階級則需要君主去對付頑固的貴族和教士利益集團對進步事業(yè)的抵抗。

但在事實上，君主專制制度不論如何現(xiàn)代化，如何具有革新精神，卻仍發(fā)現(xiàn)，要從土地貴族組成的階級制度中掙脫出來是不可能的。確實，它也沒有顯示出想掙脫出來的跡象，畢竟它也屬于貴族地主的一員。專制君主象征并具體體現(xiàn)了土地貴族的價值觀，并主要依賴他們的支撐。不過，專制君主從理論上說，可以為所欲為；但在實際上，卻從屬于受過啟蒙思想洗滌的封建貴族或封建主義（feudalism,這一術語后來由于法國大革命而家喻戶曉）的世界。這種君主政體樂于利用一切可得到的力量，在國內加強其權威，增加其稅收財源，壯大其境外力量。這使得它有理由去培植實際上正在上升的那股社會力量。它準備通過挑撥各個集團、各個階級、各個地方之間的關系來加強它的政治控制。但是，它的眼界是由它的歷史、功能和階級所決定的，它終究沒能設想（也永遠不可能做到）讓社會和經(jīng)濟來一個徹底的轉變，而這種轉變正是經(jīng)濟進步所需要的，是處在上升中的社會集團所呼喚的。

舉一個明顯的例子，幾乎沒有什么有理性的思想家（甚至在君主們的顧問之間也是如此）認真地考慮過有必要廢除農奴制度，以及廢除殘留在農民身上的封建依附關系。但任何“開明”計劃都把這種改革確認為其中的一個要點，而實際上，從馬德里到圣彼得堡（StPetersburg），從那不勒斯到斯德哥爾摩（Stockholm），在法國大革命前的25年里，沒有一位君主沒有在某個時候贊同過這樣一個綱領。在1789年以前，自上而下解放農民的事情，實際上只發(fā)生在像丹麥、薩伏伊（Savoy）公國這種不具典型意義的小國里，只發(fā)生在某些王公們的私人莊園上。奧地利的約瑟夫二世（Joseph Ⅱ）于1781年曾企圖解放農奴，但是在既得利益集團的政治抵抗面前，在出乎意料的農民起義面前，這一重大行動沒有獲得成功，不得不半途而廢。在西歐和中歐，使封建土地關系在各處都得以廢除的的確是法國大革命（通過直接行動、反作用或樹立榜樣）和1848年革命。

所以，在舊勢力和新生的“資產階級”社會之間存在著潛在的沖突，這種沖突不久便公開化了。這種沖突不可能在現(xiàn)存的政治體制的框架內得到解決，當然，像英國這種資產階級已經(jīng)贏得巨大勝利的地方除外。舊體制受到來自于三個方面的壓力，即新生的力量、頑強并且越來越頑固不化的既得利益集團，以及外國競爭對手。這三方面的壓力使得舊體制變得更加脆弱。

舊體制最脆弱的地方就在于新舊兩種相反力量易于交會的地方，即在天高皇帝遠的省份或進行自治運動的殖民地。例如，在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的君主專制制度里，18世紀80年代約瑟夫二世的改革，引起了奧屬尼德蘭（即今比利時）的騷亂和革命運動，這場革命在1789年很自然地與法國大革命結合在一起。歐洲各國海外殖民地上的白人殖民者，對于其母國中央政策的不滿更是普遍存在，這樣的政策把殖民地的利益嚴格置于宗主國之下。在美洲、西班牙、法國、英國，還有愛爾蘭，這種殖民者的自治運動到處展開——他們并非總是追求在經(jīng)濟上能代表比宗主國更為進步的體制——許多英國殖民地或是在一定時期里以和平的方式取得自治，例如愛爾蘭；或是通過革命的方式實現(xiàn)目標，如美國。經(jīng)濟的壯大、殖民地的發(fā)展，以及“開明專制的君主制度”試圖改革所引起的緊張關系，都大大增加了18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發(fā)生這類沖突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