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爾泰并不完全是錯誤的，因為在他出生之前一個世紀，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就已經開始向專制統(tǒng)治提出挑戰(zhàn)了。造紙印刷術的出現也使得中國產生了比歐洲西部地區(qū)更廣泛的、樂于接受新思想的讀者群體，私人的學術團體也興盛起來。其中最負盛名的東林書院比伏爾泰更為直接地與那些臭名昭著的事物對峙。在17世紀30年代，東林書院的領導人倡導自立，鼓勵學者們通過自己的判斷，而不是更古老的文本來尋求事情的答案 。因為大肆批評明朝廷的統(tǒng)治，一個又一個東林黨的文士被關進了監(jiān)牢，受到了殘忍的折磨或者遭到處決。

當入關的清王朝在1644年開始對整個中國的統(tǒng)治時，知識分子們的批判變得更加激烈了。數以百計的學者拒絕為滿清朝廷工作。其中一位就是顧炎武，他只是一個低級別的官員，從來沒能通過最高的殿試。顧炎武將自己放逐到遙遠的邊境地區(qū)，不受專制統(tǒng)治者的干擾。在那里他背棄了從12世紀以來就一直統(tǒng)治著知識分子思想的形而上學的吹毛求疵，而是像英國的培根一樣，試圖通過觀察真實的人們所做的具體的事情來理解世界。

顧炎武四處游歷長達40年之久，將對農業(yè)、采礦業(yè)、銀行業(yè)的詳細描述都記錄下來。隨著他名聲越來越盛，人們競相效仿他，尤其是那些震驚于在17世紀40年代瘟疫爆發(fā)時自己竟然束手無策的醫(yī)生們，這些醫(yī)生收集病人的發(fā)病史，堅持要用實際結果來檢驗理論的正確性。到17世紀90年代，即使皇帝本人也不得不宣稱這一方法有著“查考問題之根源，與普通民眾切磋探討，最后將之解決”的優(yōu)點。

18世紀的學者們將這一方法稱為考證，即“實證研究”。它更看重事實而非推斷，將條理的、嚴謹的方法應用于數學、天文學、地理學、語言學以及歷史學等諸多領域，而且不斷發(fā)展出評估證據的規(guī)則。在所有方面考證都可以和西歐的科學革命相提并論，除了一點—它沒有建立一個自然的機械模型。

和西方人一樣，東方的學者們經常對他們從上次社會發(fā)展的高峰即指數高達43分的時期（就他們而言，是11~12世紀，處在宋王朝統(tǒng)治時期）所繼承來的學問感到失望。東方人沒有否定以氣為主宰的宇宙觀，或者幻想一個像機械一樣轉動的世界，他們中的大部分選擇回溯到更受尊敬的權威—古代漢朝的經典文本。即使顧炎武本人對于古代碑文的熱情也不亞于采礦或者農業(yè)，而很多采集病例史的醫(yī)生在用其證明漢代醫(yī)學典籍的正確性時的興奮也不亞于治病救人時的歡欣鼓舞。中國的知識分子們沒有改變文藝復興的形式，而是選擇了第二次文藝復興。其中涌現了很多偉大的學者，但是這一選擇也導致了中國沒有出現伽利略和牛頓這樣的人物。

這正是伏爾泰錯誤的地方。他將中國樹立為一種典范恰好是在中國要結束這種典范的時候—事實上，此時此刻，在歐洲的學術沙龍里伏爾泰的對手們正開始對中國做出完全相反的結論。盡管他們沒有社會發(fā)展指數來證明西方的社會發(fā)展已經削弱了東方的領先地位，這些人還是得出結論，中國絕不是理想的開明帝國。相反，中國是歐洲的一切事物的對立面。歐洲從古希臘文明中學習到了物力論、邏輯推理和創(chuàng)造性的精神，而且正在超過他們的老師，但在中國這片土地上時間卻像是靜止的。

西方優(yōu)越性長期注定理論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孟德斯鳩認為氣候是最終的解釋：涼爽宜人的天氣給予歐洲人（尤其是法國人）“一種身體和精神上的活力，使得他們富有耐心而又勇敢無畏，能夠成就艱巨的事業(yè)”，然而“生活在炎熱氣候中的人們的軟弱性使得他們經常淪為奴隸……在亞洲普遍有這樣一種奴性的精神，是他們一直都無法擺脫的”。

其他一些歐洲人在這一理論上發(fā)展得更為深遠。他們認為，中國人不僅是天生奴性，他們是一種截然不同的人類。遺傳基因學之父卡羅魯斯·林奈烏斯曾經宣稱發(fā)現人類有四大種族—白種的歐洲人、黃種的亞洲人、紅色皮膚的美洲人以及黑色皮膚的非洲人。在18世紀70年代，哲學家大衛(wèi)·休謨認為只有白種人才有能力構建真正的文明?？档律踔翍岩牲S種人是不是一個真正的種族。他曾經這樣認為，可能黃種人是印度人與蒙古人的后代。

很明顯，歐洲白人更擁有敢于發(fā)問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