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古老的文明帝國，中國到了19世紀之后，被全球化的資本—權力體系邊緣化，開始了民族國家化的歷程。然而，作為一個有著龐大人口、國土、資源和悠久歷史文化傳統(tǒng)的國家，在其文明內部一直有著再造帝國的原始沖動。拿破侖所稱的這頭“東方沉睡的獅子”，要么不醒來，一旦蘇醒，就不會甘于僅僅作為一個邊緣性的民族國家存在，她一定會走向世界的中心，天生就是一個帝國的命。在鄧小平?jīng)Q定打開國門、加入世界體系之后，中國逐步從世界資本與權力體系的邊陲走向半邊陲，隨后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進入了世界體系的中心。一個世紀之后，中國在國際社會已不再是受屈辱的民族國家，而是作為一個世界帝國被尊重和對待。

世界帝國之間的爭霸，不僅是看實力的高下，更取決于文明的制度和話語的較量。迄今為止，全球的文明話語權依然在西方手里，西方也繼續(xù)顯示出政治制度的強大生命力。崛起的中國無論是在文明話語的塑造還是制度的合法性建構上，依然處于不穩(wěn)定的過渡狀態(tài)。中國步入了全球的經(jīng)濟中心，但尚未成為國際事務的政治中心。30年的閉關鎖國和30年的韜光養(yǎng)晦、改革開放，中國對全球事務依然不那么熟悉，對國際法則和普世價值還有相當隔膜。在文明的意義上，中國并沒有準備好扮演一個世界性大國的角色。一個擁有世界第二實力的大國，陷入了文明的迷茫之中。

美國漢學家白魯恂說中國是一個用民族國家偽裝的文明國家，按照中國的本性來說，這話不錯。然而偽裝得時間長了，“假作真時真亦假”，今日的中國真的忘記了自己的文明本性。文明國家考慮的是天下，而民族國家想的只是主權；文明國家追求的是普世之理，而民族國家在意的只是一己之勢。自晚清以來，中國被西方列強的勢力打怕了，越來越重視勢，而不在乎理，以勢代理、勢就是理，在中國似乎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基辛格在與中國領導人接觸和會談時，有一個強烈的印象：在中國人看來，國家利益勝過其他所有的原則，是最重要的，國際關系是由國家利益和國家目標決定的，再無其他。今天的中國從上到下，從政府到媒體、知識界，所熟悉和操作的都是民族國家的話語，從主權政治和地緣政治角度觀察世界、為中國定位，唯獨陌生的是超越國家利益的普世文明。我們不再用世界通行的文明話語為自己辯護，也不明白對國家利益的最好守護乃是站在文明的制高點上。美國之所以持續(xù)強大，不僅在于軍事、金融的統(tǒng)治力，更重要的是掌控了文明的話語權。難怪北京一位學者如此感嘆：毛澤東解決了中國的挨打問題，鄧小平解決了中國的挨餓問題，但至今中國還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挨罵。為什么挨罵？因為普世文明的話語權不在中國這一邊。

中國在富強方面的崛起，其潛力已經(jīng)基本窮盡，要進一步發(fā)展，成為改變天下的世界民族，下一步就是文明的崛起。拿破侖曾說過，最好不要喚醒中國這頭睡獅。這是拿破侖作為偉大戰(zhàn)略家的深謀遠慮，中國這個帝國一旦蘇醒就不得了，一定會震撼整個世界，改變世界歷史。但這一切僅僅是“應當”，要將“應當”轉變?yōu)椤翱赡堋蹦酥痢艾F(xiàn)實”，首先要改變的是中國自己。如何從民族國家的思維回到文明大國的天下主義思維，如何將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內化到為人類貢獻的世界民族當中，如何從全球的世界工廠走向文明的思想工廠……這些問題都值得今天的中國人重新思考。

今日的世界精神，就是各軸心文明和民族國家所公認的普世和主流文明。對于至今還迷茫于“打什么旗、走什么路”的中國來說，在“外在成就”輝煌、綜合國力崛起的今天，在內在的文明建構上，究竟是要當主流文明的追隨者還是反抗者，抑或發(fā)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