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為世界民族的天下使命

當整個世界都在期待“中國時刻”到來的時候，中國準備好了嗎？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討論所謂的中國時刻究竟意味著什么。關于中國時刻的出現(xiàn)，有兩種不同的理解，一種是中國的綜合國力超過美國成為世界老大的那一刻，還有一種是中國文明的崛起，重新定義世界歷史的時刻。

如前所述，迄今為止的世界歷史，是以西方為中心的歷史敘事。中國早在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之后就被迫全球化，成為世界歷史的一部分。但在21世紀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始終處于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之邊緣，甚至一度在世界歷史之外。自從鄧小平時代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重新進入世界歷史，經濟高速發(fā)展，經過30多年終于從邊緣走向中心，在綜合國力上趕超德國和日本，成為世界第二，預計會在不遠的將來壓倒美國，成為頭號經濟強國。然而，即使這一刻到來，也并不意味著中國時刻的出現(xiàn)。因為世界秩序并沒有隨中國的崛起而改變，而反過來倒是中國被世界秩序所改變。中國為了加入世界，自己也成了歐洲的一部分，到了今天，中國甚至比歐洲更歐洲，中國人甚至比今天的歐洲人更像19世紀的歐洲人：野心勃勃，勤勞節(jié)制，充滿著貪婪和欲望，相信弱肉強食、適者生存，而與重義輕利、懶散中庸的傳統(tǒng)中國人大異其趣。簡單地說，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崛起只是富強的崛起，還不是文明的崛起。就像當年的日本一樣，中國成為模仿西方文明的模范生，而且還是一個偏科的模范生。

嚴復、梁啟超都發(fā)現(xiàn)了歐洲崛起的兩個秘密，一個是富強，另一個是文明。所謂富強，指的是近代的科學革命和工業(yè)革命帶來的科學技術、馬克斯·韋伯所說的世俗化與工具理性化，以及由此發(fā)展出來的一整套理性化秩序與制度設置，還有永不滿足、無限追求的浮士德精神。而所謂文明，乃是指一套啟蒙價值觀以及與此相適應的制度化建制，即嚴復所說的“自由為體、民主為用”。富強是中性的、去價值的，從世界實踐來看，可以與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tài)嫁接，產生不同的現(xiàn)代性制度類型。而文明則有著確定的價值內涵：自由、平等、民主，以及相應的制度建構，包括現(xiàn)代的法治、責任制政府等。

在富強方面，中國不僅學得惟妙惟肖，而且在有些地方青出于藍而勝于藍，比歐洲還歐洲。比如社會達爾文主義所崇尚的競爭法則，如今在中國已經到了上面“贏者通吃”、下面“末位淘汰”的登峰造極的地步；為了當下的成就和享受，不惜破壞生態(tài)環(huán)境，對老祖宗留下的地下資源進行掠奪性開采，預支子孫后代幾代人的紅利。然而，在富強崛起的同時，中國卻面臨著文明價值失落和制度改革空缺的巨大危機。傳統(tǒng)的中國文明已經解體，與此同時，現(xiàn)代的法治、政府的合法性權威和廣泛的民主參與——這些政治秩序的基本建設，依然有待于清掃地基。

今天的中國，是否會重蹈13、14世紀蒙元帝國的覆轍？古代的世界由軍事力決勝負，今天的世界則是經濟力定乾坤。今天中國的崛起，所憑借的也是橫掃世界的中國產品和中國投資。各大洲都可以看到中國商人的活躍身影，還有涌入眾多國家的中國熱錢。然而，中國商人給世界帶來的只是金錢和商品，卻不像當年的西方列強那樣，還有更厲害的軟實力——文明的價值觀和先進的制度。實力所能征服的只是國家，唯有文明方能俘獲人心。一種缺乏文明導向的實力崛起，給世界帶來的只是恐懼、不安和誤解，而不是世界的新希望。中國不是一般的民族，一直是一個世界性的民族，是有著天下主義胸懷、對世界精神有擔當?shù)拿褡?。軸心文明的核心國家，都有這樣義不容辭的世界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