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對經濟學的革命首先就在于：他對于貨幣經濟、世界市場和資本主義的起源有著極富獨創(chuàng)性的解釋。馬克思從根本上反對那種至今還被我們視為“真理”的經濟學，他認為：貨幣交換、市場經濟，特別是信用制度，都是被競爭性的（直率地說就是戰(zhàn)爭性的）國家體系創(chuàng)造出來的，而絕不是由于人性的偏好而 自然產生的，因而，它們是戰(zhàn)爭與資本聯姻的產物，直接說來就是國家間武力與金融競爭的產物。

因此，16 世紀以來，人類社會的基本主題就是“戰(zhàn)爭與革命”，戰(zhàn)爭引發(fā)資本積累，資本積累引發(fā)革命。

費爾南·布羅代爾從來沒有標榜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卻特立獨行地繼承了馬克思的真知灼見，而這首先應該歸因于他是偉大的經濟史學家。他認為，早在英國工業(yè)革命和法國大革命之前，金融資本家階級—“聯合”起來的銀行家集團，就已形成一個跨國的、占統治地位的壟斷階級，歐洲的金融體系乃是工業(yè)革命和現代社會變革的基礎。但很可惜，古典經濟學卻把現代金融制度視為產業(yè)革命的結果，這實在是一個可悲的“顛倒”。馬克思關于社會革命的思想是以他“對經濟學的革命”（即對古典經濟學的批判）為基礎的，這種“批判的武器”必然地轉化為“武器的批判”。

毫無疑問，對于我們來說，馬克思不是過時了，而是太超前了。當資本主義還戴著產業(yè)革命、市場經濟和貿易自由的面紗時，理解馬克思的經濟學當然是極為困難的。但是，在資本和融資活動主導了一切經濟活動的時代，在“金融業(yè)”取得了經濟活動主體地位時，人們還固執(zhí)地把“市場與政府的關系”作為分析資本經濟和金融經濟的前提，這就是極為可悲的。馬克思面對和討論的“市場”是金融市場，而非此前的政治經濟學所關注的商品市場，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只有認識了前者，后者才能被真正理解。關于這兩者之間的關系與區(qū)別，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這樣說：人體解剖對于猴類解剖是一把鑰匙。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后才能理解。

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只不過是一個18 世紀的話題，是手工業(yè)行會時代的話題，是小私有者和小業(yè)主們的話題；而當西方經濟的發(fā)展進入19 世紀，這個問題就被金融和資本壓倒一切的現象所代替了。從這個角度看，比斯密晚出生差不多一個世紀的阿克頓勛爵的觀點倒是更接近于馬克思所揭示的真理，他說：當前的問題不是“人民與政府”的關系問題，而是人民與銀行的關系，英格蘭銀行已經由銀行家的銀行，變成了政府的政府，這個“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