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的故事膾炙人口。尤其是他受戮前觀日影而奏《廣陵散》的無與倫比的浪漫主義風格才調(diào)，真神仙中人也?？磥磉€得感謝司馬昭，他雖然殺了嵇康，畢竟還給他留下了表現(xiàn)與完成自己浪漫主義結(jié)束曲的機會。殺人者亦有自己的“寬容”，嵇康不幸之中有大幸焉。

嵇康為什么被殺？羅氏認為是由于“他太認真”“性烈”“在思想感情上把自己和世俗對立起來”，羅氏最精彩的論述是：“以自己為高潔是可以的，以世俗為污濁則不可?！币灾滤J為這是嵇康的“性格弱點”。由于“認真”“性烈”“與世俗對立”，就要掉腦袋，這很可怕也很不好。另一方面，從嵇康本人方面探討一下經(jīng)驗教訓，并非沒有話可說。

這一點很重要，不僅僅是為了處世、搞平衡、自全與遠禍。許多年以前我就寫文章主張“老王賣瓜，自賣自夸”是可以的或可以允許的，而“王麻子剪刀，別無分號”是要不得的，“黨同”是難免的，而“伐異”有時候是愚蠢的與走向反面的。這里的問題在于承認價值標準的多元性與選擇取向的相對性。人各有志，人各有境，應該允許百花齊放與多元互補。你選擇了“越名教而任自然”，不等于人人或所有的士人都必須以你為樣板。如果選擇了入世，而且是在入世的努力中為百姓為國家以及從長遠利益上說是為朝廷做好事，清正廉明而不是蠅營狗茍，那就沒有必要視若讎仇。山濤向朝廷推薦嵇康代己為官，看不出有什么惡劣的用心，辭謝是可以的，寫“公開信”與之絕交，就有點不合分寸。說實話，古往今來許多清高、偉大、寂寞之人，也不是一向寂寞的。阮籍就曾經(jīng)想著入世，陶淵明也曾經(jīng)“有過抱負，有過與時冥合的想法，并因此而入仕”。羅氏認為陶有“內(nèi)心未能免俗的情結(jié)”，誰又能免俗呢？孟浩然也有過以詩求仕的記錄，他在《臨洞庭上張承相》一詩中便道出了“欲濟無舟楫，端居恥圣明”的心曲。只是他不走運，一句“不才明主棄”（其實這句詩也顯得酸溜溜的），得罪了皇帝，這才不得不“端居”到底，變得“高山安可仰”起來。時勢造英雄，時勢也造寂寞得偉大清高的人物。就以今人所尊敬的沈從文先生而論，解放初期，他見到解放軍紀律嚴明，新中國氣象萬千，曾有過積極為新社會而工作也就是入世的想法，后來的“左”的現(xiàn)實，摧毀了他的想法，幾乎使之精神崩潰，再后來才不得不孤獨寂寞并從而被弟子頌揚得偉大起來。許多的清高帶有被迫性。沈從文的可尊敬之處在于寂寞了也就實實在在地寂寞去了，直到“文革”以后，時來運轉(zhuǎn)了，他也仍然是潔身自好，絕無失態(tài)之處。這就比一邊做著隱士，一邊又指手畫腳、招搖賣弄、居高臨下、出口傷人、與人為惡的自封的祖師爺作風強多了。李國文在《隨筆》上寫有《隱士難為》一文，讀了令人齒冷。

籠統(tǒng)地說，一個比較正派、比較善意（儒家所說的“仁”）的人，入世或者出世，都會正派與善良一些。而一個褊狹峻急或者虛偽剛愎的人，出仕則是酷吏，出世則為偽君子，皆不足為訓。當然，一般地說，為官者享盡了當時的榮華富貴，再搞些鼠竊貓兒膩的事情，更易被公眾切齒痛恨。而在野名士包括被迫做名士或暫時做名士實為待價而沽的人，在文采風流的同時難免有多多少少的窮愁潦倒之態(tài)，因而容易贏得公眾的同情。人們更多地去同情弱者和悲劇人物，這也是合理的，可以理解的。

羅氏書中講的皇甫謐的例子很有趣。他“高潔之名甚大，而世俗與當政者亦始終對其備加崇敬”。他也隱居不仕，但辭官的原因只是自己有病，并不抨擊官場或者時政。他后來還上表向皇帝借書，“無損于自己的高潔，又給皇帝增加了禮賢下士的美名”。當今之世如有這等人物，或被譏為八面玲瓏處世奇術(shù)，但是單單從“術(shù)”的觀點很難解釋清楚皇甫謐的所為。庖丁解牛，已經(jīng)不是“術(shù)”而是“道”了。這個道仍然是“仁”，是最大限度地肯定人生、肯定眾人，包括與自己志趣不同的人，乃可以最大限度地調(diào)動一切積極因素，減少一切消極因素，乃至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有道則有量度、氣度、風度。宰相肚子里撐得下船，這當然不是一個技術(shù)問題，靠技術(shù)是擴展不了胸懷的容積的。容積問題，是一種智慧（能不能看得更透，能不能有自知之明等），是一種修養(yǎng)（所謂讀書深處意氣平，所謂耳順與從心所欲，不逾矩），更是一種品格（所謂小溪最喧鬧，所謂有容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