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的實質在教育部試圖控制各個高等院校的課程內容一事上顯現(xiàn)出來。一方面，教育部發(fā)布指令規(guī)定必須講授的課程，而另一方面，講授該課程的教師則自行教授自認為更好的內容。而對于教育部發(fā)號施令沒有人提出任何質疑，同樣，教師應該按照規(guī)定教學也無人質疑。于是雙方默認這樣一種無效的狀況。即使政府有好的想法，也無法保證其實施。情況很快惡化為一個人的獨角戲，即部長想要做某件事，只有他的支持者和朋友附和，其他人則避而遠之，并不照辦。

通過與其他外國人溝通，我更加證實了自己的看法，甚至我們形成了一致的看法。一位自辛亥革命前就開始傳道的老前輩丹尼爾·戴伊（Daniel Dye）博士告訴我：

從1937 年爆發(fā)戰(zhàn)爭的頭三年里，學生的熱情日益高漲。合唱團在全國進行巡演，并成為一個頗受歡迎的活動。這是中國奮起斗爭的一段時期，并已通過宣傳讓西方廣為知曉。在珍珠港事件前，戴伊先生回國休假了一年時間。當再次返回中國時，他發(fā)現(xiàn)這種精神已開始消退。在過去的一年中，這種精神又進一步變質成知識的停滯。陳立夫兄弟的CC 系以及其他的政府人員擔心未經政府批準的學生運動會席卷整個中國并將他們掃地出門。正如芮陶庵近來訪問17 所高校后所感受到的一樣，人們對國事冷漠。

隨著政府的威望愈加成為問題，領導階層也感到愈益身陷窘境，與反對派形成對峙，并對他們持猜疑態(tài)度。正如我們現(xiàn)在所知，蔣介石鑒于20 世紀30 年代歐洲法西斯主義的成功，建立了效忠于他個人的青年軍官秘密組織。30 年代中期廣泛推行的新生活運動，實際上就是這個組織幕后操縱下試圖凸顯個人對革命的絕對領導的一種外在表現(xiàn)。中央政治學校的陳立夫和他的兄長陳果夫作為主要組織者倡導國民黨效忠于繼承了孫中山遺志、成為黨主席的蔣介石。

陳立夫的行動象征著中國由王朝家族的統(tǒng)治轉變?yōu)檎h專治的統(tǒng)治。兩種制度都依賴于下級對上級層層傳遞忠誠，直至效忠于掌有最高權力的那個人。過去的皇帝啟用外戚，這些人完全依附于皇帝，而皇帝則把自家兄弟當成了潛在的對手，對其加強監(jiān)視。如今，新的政黨領袖也依靠忠于他們個人的黨內派系領袖。陳氏兩兄弟——陳果夫和陳立夫共同領導著國民黨內部的CC 系——與蔣介石一樣，也來自浙江，而他們的叔叔陳其美是蔣介石與他們共同的革命導師，彼此之間關系親密，如同一家人。陳果夫設法招募了7000 名學員，并在黃埔軍校讓蔣介石對這些人進行培訓。這些人形成了蔣介石個人權力的基礎。隨后陳果夫將國民黨改組為準列寧式政黨。1927 年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合作關系破裂，他知道該殺誰，尸體該埋在哪里。陳果夫還是國民黨組織部與負責培訓公務人員的中央政治學校的指航燈塔。1943 年我曾在中央政治學校進行演講，發(fā)現(xiàn)那里干凈整潔，井然有序，環(huán)境十分優(yōu)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