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個人的戰(zhàn)時奮斗目標已經(jīng)明確，即幫助保護留美歸國的中國教授活下去，他們的一些人是我在北京時的老朋友。這是我對于周圍情況作出的個人反應，而抗日戰(zhàn)爭的活動則幾乎被中國和美國軍人所壟斷。很少有教授被調動起來，即使學生，作為稀有的國家資源也必須受到保護健康成長，而不是消耗在戰(zhàn)爭中。在戰(zhàn)時的中國，一些被派駐在此的美國文職官員對此感到幻想破滅，最終開始通過救助婦女、兒童和收藏明代青花瓷器來減輕他們的煩惱。就個人而言，我并不反對抗日戰(zhàn)爭，但我認為在國民政府治下的中國，更加迫在眉睫的是維護開明教育而非抗戰(zhàn)。

經(jīng)過一番冥思苦想，我在自己的名片上印了三個頭銜，分別是：美國駐華大使特別助理、美國國會圖書館代表以及美國出版物服務社主任。這樣我就成了一名能在中國到處游歷的擁有自由身份的代理人。我曾在昆明訪問過三所處于困境之中的大學，還在重慶郊外訪問了第四所主要國立大學即國立中央大學以及南開經(jīng)濟研究所，以此為基礎，我還走訪了國民政府的國家學術機構——中央研究院，如今坐落于長江上游的樹林中。當然，我還有不為人知的目的，就是去看望我們的好朋友梁思成夫婦。不過，在我看來，這種公共職責與私人愿望的結合并沒有違背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傳統(tǒng)。

距離蔣廷黻住所不遠處就是中央研究院的一個宿舍區(qū)。1942 年9 月26 日，在這里我見到了我們從前在北京時的老朋友梁思成，“他激動地握著我的手足足有5 分鐘”。他來重慶是為了向教育部和中英庚子賠款委員會（British Boxer Fund）請求撥款的。

我們在1935 年圣誕節(jié)分開之后，梁思成和他的家人隨學術機構南遷離開了北京，乘火車遷往湖南長沙。后來長沙遭到日軍的轟炸，于是他們繼續(xù)遷移，有時搭車，有時徒步，歷時兩個月來到西南地區(qū)的昆明。后來當日軍又轟炸昆明時，梁思成夫婦就搬到了城外的村莊并自己建造房屋，我曾去過那里。之后，為了逃脫可能的襲擊，至少是飛機轟炸以及昆明的高物價，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決定北遷到云霧籠罩的四川鄉(xiāng)村。研究所珍藏的有關中國問題的圖書資料以及從安陽挖掘的殷墟文物都必須用卡車向北運到四川的李莊，這個小鎮(zhèn)位于長江南岸，在長江航運終點宜賓（敘州府）以東20 英里。這里冬天寒冷多霧，夏天炎熱潮濕，雖然書籍文物得到了妥善的保管，但員工的健康卻受到了極大的危害。安陽發(fā)掘工作的參與者梁思永就患上了嚴重的肺結核，面臨死亡的威脅。而梁思成的中國建筑研究所也不得不跟著遷來此地，當時林徽因也患有肺結核，臥床休養(yǎng)。

梁思成發(fā)覺我已愚蠢地不再使用他在北京時候給我起的中文名費正清。因為戰(zhàn)時新聞局的麥克·費希爾的姓氏也是費，于是我把名字改成了電影明星道格拉斯·費爾班克斯（Douglas Fairbanks）的中文名范朋克，但是梁思成告訴我這個名字“聽起來像中國話‘番邦客’”，“而費正清意思是‘費氏正直清白’，而正清與約翰·金（John King）諧音。使用這樣一個中文名字，你可算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了”。顯然，他是對的。與此同時，我回想起以前外國人常常不知不覺取了帶有貶義的中國名字。例如1834 年廣州的英國特使內(nèi)皮爾勛爵（Lord Napier），他的中文名為“律勞皮”，聽起來像是“拼命做壞事的痞子”。蔣介石名“中正”，意為“居中正直”，有這樣一個名字，人們自然愿意與之團結在一起。而我的“正直清白”的名字也恰合了一位歷史學家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