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可能不在于人們的大腦是怎么想的，而是這些大腦是怎樣相互聯(lián)系的。在舊石器時代晚期，歐洲地區(qū)人口劇增：更多的人想出了更多的新想法，并能夠在有生之年將這些新想法告訴其他人。這就是為什么史前模型必須考慮到人口規(guī)模。我們的同事亞當·鮑威爾（Adam Powell）、史蒂芬· 申南（Stephen Shennan）和馬克· 托馬斯（Mark Thomas）所做的工作就證明了這一點。他們的研究證明，舊石器時代晚期在歐洲出現(xiàn)爆炸性文化演進的原因，并不一定是生理結構引起的個人認知改變。我們需要的只是一個較大的、彼此相連的人類群體。人口數量很重要，但關鍵是這些人彼此能夠聯(lián)系和溝通。

舊石器時代晚期占據主導地位的是巖石藝術。不過，公元前四千年左右，中國、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印度河流域以及埃及出現(xiàn)了文字。文字最初主要是一種簿記的形式，之后才漸漸變得更有表現(xiàn)力。在那時，只有極少數的個人掌握書寫能力，如古埃及的書寫員和巴比倫王國漢摩拉比法典管理人。不過，隨著文字越來越有創(chuàng)造性和表現(xiàn)力，從古希臘悲劇作家到喬叟和莎士比亞，再到18世紀的小說家，文字變成了少數人向多數人進行表達的工具。這種表達是通過表演，或者通過社會中受過教育的成員的閱讀來完成的。現(xiàn)代的大眾傳媒只是這種趨勢的合理延續(xù)。

簡而言之，人類史前和歷史的經驗都告訴我們，群體規(guī)模越大，儲存在群體成員大腦中的信息總量就越多。詹姆斯· 索羅維基（James Surowiecki）在他的著作《群體的智慧》（Wisdom of Crowds）中闡釋了這一理念。這種群體的智慧解釋了為什么在鄉(xiāng)村集市上，不同人對母牛體重估測的平均值非常接近實際值，也說明了為什么愛荷華州的民意調查市場比蓋洛普咨詢公司更能準確地預測全國性選舉的結果。正如普林斯頓大學的生物學家伊恩·庫辛（Iain Couzin）所指出的，即使是動物最簡單的社會性學習，也能賦予群體“更高層次的計算能力”，以適應環(huán)境的需要。動物在長途遷徙的過程中會遇到各種“嘈雜”的方向信號，通過個體之間的社會性學習，它們最終能夠找到正確的信號，并將其納入群體智慧?？▋然仿〈髮W（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心理學實驗也顯示，同樣是頭腦風暴和計劃購物，一群智商平平的人比高智商的個人表現(xiàn)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