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即使作家死而復生，陳述講明自己的寫作緣起和過程，又如何呢？即使我們的論者掌握了可靠的“海內孤本”“獨得之秘”以致能相當詳盡準確地復述作家的寫作情況，這些材料與論斷的傳記學史學意義仍然會大于它們的文學意義。我國古典詩作中，題明寫作緣起的并不少，如王勃詩《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為人熟知，除了專門家誰又在意王勃此詩具體對象呢？“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一聯，概括性強，氣勢也好，其文學意義，社會乃至政治意義不知超過送少府外放做官多少倍！再如“訪×××不遇”這一類的詩題，又怎能概括得了詩的具體意蘊？一個作家的寫作緣起很具體很微小很明確，但是一篇感人的作品卻往往包含著巨大深刻的內容，包含著作家本人的人格、修養(yǎng)、追求和畢生經驗，包含著作家所處時代、國家、民族、地域許多特征，其內涵甚至大大超過作家自己意識到的，這不已是很普通的常識了嗎？現在回過頭來說《錦瑟》，即使證明它確實是寫一個女子或一張瑟或瑟樂演奏的適、怨、清、和，又能給《錦瑟》這首詩增加或貶損多少東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