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以大言對惡。以煽情對惡，以悲情“秀”對惡：言必稱險惡，言必罵世人皆惡我獨善，世人皆濁我獨清；言必橫掃千軍如卷席；言必爆破多少噸的TNT。目前有一種說法很流行，說是知識分子的使命在于批判。這個提法對于生活在西方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知識分子尤為正確，特別因為他們的環(huán)境里成為主流的可能是自滿自足，是物質(zhì)享受，是相對或暫時的平穩(wěn)，是“歷史的終結”乃至是霸權主義。中國的情況需要批判的東西當然也絕對不少，從鴉片戰(zhàn)爭至今我們已經(jīng)用從長矛到坦克“批判”——馬克思所講的武器的批判批判了160年；從辛亥革命到如今我們已經(jīng)用武器批判和以批判作武器革了90余年的命；從“五四”至今，從黨的成立至今，我們批判了80余年；從1949年建國至十一屆三中全會，我們又“破”字當頭，大批判開路，橫掃一切，深挖細找，金猴奮起千鈞棒，爾曹身與名俱滅，絕不心慈手軟地批斗、斗批(改)地超額大轟大嗡地批判了30年，失去了不知多少機遇。今天，當然還面臨著許多問題許多危險許多不義，當然還需要批判批判再批判，斗爭斗爭再斗爭，中國的知識分子仍將珍惜自己的善于斗爭勇于斗爭勤于斗爭的傳統(tǒng)，我們也知道面前還有許多邪惡許多斗爭的靶子，但是如果以為廉價地表面地罵一罵娘就是承擔起了知識分子的使命，那不就太對不起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了，也太對不起自己念的那點書了嗎？在百廢待興的情勢下，如果說我們更需要至少是也需要建設性的努力，需要理性的思考，需要積累和繼承一切正面的東西，需要填補大量現(xiàn)代文化的空白，需要把批判與繼承、弘揚、保護和建設等肯定性的命題結合起來，難道不是更正確一點嗎？而且，建設性的工作從另一面來說也是一種批判，是對于教條主義和僵化不前，對于脫離實際和大言不慚，對于各種烏托邦主義，對于封建主義與空想的全盤西化；也是對于利欲熏心的腐敗與社會蛀蟲的犯罪的批判，更是對于社會進步的扎實準備。富強、民主、文明不可能建筑在一連串不停歇的痛罵痛斥上，而是建立在應有的物質(zhì)與精神的積累與長進上。

四是以消極對惡。一輩子嘮嘮叨叨，神神經(jīng)經(jīng)，黏黏糊糊，訴不完的苦，生不完的氣，發(fā)不完的牢騷，埋怨不完的“客觀”，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了，他或她已經(jīng)是一事無成地定局了，還在那里怨天尤人呢。嗚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