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想對外政策的決策過程是完全理性的或許可以讓人感到欣慰。但事實上，從許多方面看來，對外政策決策與上大學以及其他眾多生活選擇的決策過程并無不同。對外政策決策和生活決策一樣，也受認知、情感、心理等因素的影響，有時甚至還受生物以及理性計算因素的影響。

認知因素

選擇大學以及國家領導人的對外政策決策都有關于認知決策（cognitive decision making）。這意味著決策要受到“理性的有限性”的約束。外部界線（external boundaries）包括遺漏的、錯誤的或不知道的信息。例如，喬治·W·布什總統(tǒng)與布萊爾首相必須決定2003年3月是否出兵伊拉克，但卻不知道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是否會使用生化武器攻擊英美軍隊。理性決策的內部界線（internal boundaries）源于人類的固有弱點，如有限的體力、有限的研究復雜問題的智性能力。無論導致2003年美伊戰(zhàn)爭的危機的“各種現(xiàn)實”是什么，有效的信息領域遠非小布什總統(tǒng)、布萊爾首相、薩達姆總統(tǒng)或任何其他人所能獲取。

毫無疑問，我們都不愿意接受我們并非完全理性的現(xiàn)實。因此，我們傾向于采取某種智力策略來解決我們的認知局限。諸如，尋求認知一致性、“一廂情愿”以及啟發(fā)式方法的使用。

尋求認知一致性 決策者傾向于忽視與既有觀點相悖的觀念與信息，尋求認知一致性。伊拉克能力和意圖的相關信息與謬誤方面的爭吵還將持續(xù)數(shù)年時間。但詢問以下問題是有益的，即英美高層決策者為何情愿接受英國的情報而忽視中央情報局所提出來實質性質疑。原因之一在于，英國的發(fā)現(xiàn)“符合”既有的薩達姆及其意圖相關負面形象，而“伊拉克沒有核計劃”的信息則將引起令人不安的認知沖突。

“一廂情愿” 為了證明我們的決策是正確的，人類經(jīng)?！皠裾f”自己：我的選擇是正確的（Johnson，2004）。鑒于其所面對的軍隊是具備壓倒性優(yōu)勢的，薩達姆為何選擇反抗而不是安全地流亡這點令人費解。薩達姆的一些副官認為，他認為自己不會失去權力。在伊拉克獨裁者看來，1991年的軍事失敗僅是一種戰(zhàn)術性撤退。在2003年的美伊戰(zhàn)爭開始之前，薩達姆的“一廂情愿”表現(xiàn)得非常明顯。當時有一位記者指出，薩達姆所面對的軍隊比在“海灣戰(zhàn)爭”中擊潰伊拉克軍隊的那些軍隊還要強大得多。這位記者問道：“你為什么認為這次能夠在戰(zhàn)場上獲勝呢？”伊拉克領導人回應道：“1991年伊拉克并沒有被擊敗。事實上，根據(jù)我們自己的決策，我們的軍隊從科威特撤回了……我們把軍隊撤回伊拉克，為了能夠在我們國家內繼續(xù)戰(zhàn)斗?！彼_達姆繼續(xù)“一廂情愿”地向記者保證，“如果戰(zhàn)爭強加到我們身上，伊拉克不會逃避……（我們）不會被打敗，即使某大國希望那樣。”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