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為什么你找不出一個愿意離開倫敦的知識分子呢？

是的，先生。當一個人對倫敦感到厭倦的時候，他其實是對生活感到厭倦，因為倫敦能滿足你對生活的全部渴求。

——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

約翰遜博士多次贊頌倫敦，就好像它是一條已然確立的真理——表明對英國首都極度厭倦，就是承認對生活徹底絕望。不過即便約翰遜所說的那些話都是對的，對于愿意附和這句話的真理性以抒發(fā)對倫敦之熱愛的人來說，也還是遺留著許多問題。其中最明顯的是，這個觀點已經(jīng)過時 200年了。1801年，博斯韋爾（James Boswell）的《塞繆爾 .約翰遜的一生》（Life of Samuel Johnson）發(fā)表十年之后，倫敦的人口總數(shù)是 90萬； 2002年則達到740萬。要不是尚有許多歷史建筑被保留下來，約翰遜可能都認不出今天的倫敦了，更別說是用什么方式來評判倫敦是不是世界上最適合生活的城市了。

而且，對這段話的上下文稍稍核實就會發(fā)現(xiàn)，它表達的甚至根本都不是約翰遜對倫敦生活的總體性贊揚，他說的只不過是“知識分子”的生活。

當然，那時候知識分子就意味著安逸的中產(chǎn)階級，并且一定是男性而非女性。在這個高級圈子之外的人，聰明也好，不聰明也罷，對倫敦感到厭倦可能并不是因為對生活感到厭倦，而是出于對更美好生活的渴望。

想想看理查德 .施瓦茨（ Richard Schwartz）在《約翰遜時代的倫敦日常生活》（Daily Life in Johnson’s London）中的描寫：“茅舍和窩棚十分普遍。許多窮人在骯臟的房屋內(nèi)擠成一團。相當多的城市居民生活和工作在地平面以下?！奔幢闶巧硖幖s翰遜所在的時代，也有大量合理的理由對倫敦感到厭倦。

在這個例子中，對語境的漠不關心通常不會招致反對。這些語錄呈現(xiàn)的是作者自己的生活，卻被人們草率地用來簡明扼要地表達一種普遍的觀點。我自己就曾脫離語境地引用葉芝的詩句“好人缺乏信念，壞人則狂熱到極點”，來贊美信仰的匱乏，但是葉芝在原詩中實際上是哀悼信仰的匱乏。同樣，當人們拿約翰遜的話出來顯擺的時候，他們無非是借用一些比自己說得更好的言語來表達他們的感受。然而，當我們拿某樣東西作為權威去評判，同時去表達自己的所思所想時，忽視語境就是不可原諒的。

另一個忽視語境的突出例子，是馬克思與恩格斯在 1848年《共產(chǎn)黨宣言》中的斷言：“無產(chǎn)者失去的只是鎖鏈。”即便是最守舊的馬克思主義者也不得不承認，基于工人階級的現(xiàn)況與150多年前的巨大差別，如果認為這句話還是真實可信的，就要給出證據(jù)。一個人不能妄想某一條在特定的歷史時刻與地點做出的斷言，僅僅因為經(jīng)年的反復使用就能變成真理。

大多數(shù)人都有自己最喜歡引用的名人名言，我們隨處使用它來表達并評價自己的信念。但是你最后一次回到原文出處，核實作者真正的意圖，是什么時候呢？試想一下：你可能會發(fā)現(xiàn)，那些你認為清楚而堅實的觀念實際上并不那么明確，而是比你所認為的更加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