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人在中國究竟應采取和平漸進的方式還是騷動革命的方式問題上爭執(zhí)不下。面對楊度的質疑，嘉納也不得不承認中國問題的復雜性，但仍然堅持認為，騷動革命只會破壞。他打了個比方：譬如現(xiàn)在有一所破屋，如果想摧毀它重新建造，必須遍布藥引，全部燃燒，始能奏效；如果只是在某個角落里燒一下，這里燒那里熄，是無濟于事的，破屋還是破屋。所以，中國人即使想要騷動革命，那也要實施普遍教育，才能發(fā)動人民。教育是一個國家立國的前提。

楊度又說：教育方針的制定必須考慮到國民程度。對于我國國民程度如何、怎樣才能促使其進步、怎樣才能促使其獨立，這些問題想必嘉納先生都已代為思考。遺憾的是我不能長期待在日本，聆聽高明的教誨。我愿一聞梗概，歸國之后告訴國人。

嘉納說：教育之道，不惟智育，尤在于德育。就算一個國家工商農(nóng)礦都很發(fā)達，如果國民無道德教育作為根基，國家仍然不能站立起來。必須研究名人學說，作為教育資源。

楊度說：德育必須借助學說，理固當然。貴國自明治維新以來，首先追隨的尊崇的是歐美學風，大家都崇拜盧梭、伏爾泰、斯賓塞等人的學說，所以國民能發(fā)揚蹈厲，奮興鼓舞之機，奠定了國本；后來又改宗黑格爾、孔孟學說。如今我國的國民程度，跟貴國鎖國時代相差無幾，不用盧梭等人學說進行鼓動，無法去死氣發(fā)生機。所以拿貴國以前的教育，運用到我國今日的教育，程度正好相合。先生作為代謀敝國教育之人，不知于貴國前后兩期所取之學說，擬取何者相餉？

嘉納答以取內(nèi)外前后之學說參合而折衷，再定貴國之教育。嘉納提出：關于教育，有二件大事應該注意。一是種族上，一為學術上。嘉納認為：從種族方面來說，當今世界是白種人和黃種人爭奪的局面，而中國則是支那人種臣服于滿洲人種，立國已久，名分已定，應當教育支那人延續(xù)服從下去，再加上日本、朝鮮、暹羅形成一個對抗白種人的共同體。學術上要貴取自有，不貴取于外來。貴國教育向來尊崇儒教，今天仍宜以儒教為宗。至于盧梭等人的學說，不過有此一說而已，不足以為教。

聽到這里，楊度打斷嘉納的話，說：學術上的事先不論，先論種族關系。您的意思難道不是要共保黃種人嗎？當今黃種人中，主要有日本、支那與滿洲。日本因為吸收了泰西學術文化，學術程度最高，勢力也最強。支那人學術程度次之，而勢力最弱。滿洲人學術程度最低，勢力比白人弱，比日本弱，惟對支那人作威作福。先生卻要勢力最弱的支那人繼續(xù)臣服滿洲人。勢力弱又怎么能夠保種？您這話只有滿洲人愛聽。真要日本、支那、滿洲聯(lián)合起來保護黃種，難道就沒有比這更好的策略嗎？支那不應該臣服于滿洲之下，滿洲人統(tǒng)治支那人缺乏合法性和可行性，嘉納的言論只有滿洲人樂于聽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