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在同一時期，一個記者直接地問內森：“為何你們這些擁有影響力的人，沒有進行任何努力，從土耳其皇帝、埃及統(tǒng)治者以及歐洲大國手里重新要回巴勒斯坦呢？那可是你們祖先的土地?！蔽覀円呀浛吹?，這個問題在1836年的一本小冊子《希伯來護身符》中給予了回答；一個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的猶太作家同年正式向阿姆謝爾提議購買巴勒斯坦的土地。法國早期社會主義者夏爾·傅立葉也認為，“重建希伯來將是羅斯柴爾德家族某一位先生最豪華的加冕禮：如埃斯拉和所羅巴伯一樣，為了建立羅斯柴爾德王朝，他們能夠帶領猶太人重返耶路撒冷，再次豎起大衛(wèi)王與所羅門的王冠”。《世界報》（Univer）于1840年10月的一篇文章也描述了類似的畫面。英國的福音主義者也被這一想法吸引。如巴麥尊夫人在大馬士革事件之后評論說：“這個國家……狂熱與宗教因素……絕對決意認為耶路撒冷和整個巴勒斯坦將等待猶太人回歸；這是他們唯一的渴望?！北M管11年后迪斯雷利再次提及這個問題時，斯坦利感到很吃驚，但它并不是一個獨特的想法。實際上，或許從基督徒的千年祈愿中就能找到類似的話語，而羅斯柴爾德家族則被認為是基督再生。但是沒有證據證明羅斯柴爾德家族有此類打算；這個家族中的一些成員參與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也是很久之后的事。

此外，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許多成員，即便對于釋放大馬士革囚犯一事所采取的方式都持保留態(tài)度。從納特的信中似乎可以看出，列昂內爾對于克雷米厄和一些更為喧囂的英國猶太人所制造的“喧鬧”感到不安。他覺得，這些人表露出的“熱情太過了”。實際上，建議蒙蒂菲奧里陪同克雷米厄前往亞歷山大的一個原因是“平和（后者的）狂熱”。而且，納特或安塞爾姆也沒有期望那次遠征能夠實現它的目標。當確實獲得成功時，安塞爾姆“反對舉行任何公共示威活動”，并且強烈反對像法蘭克福與其他地方那樣以英雄般的方式歡迎克雷米厄。大馬士革的勝利鼓舞了全歐洲的猶太人，隨后出現了各種各樣改善猶太人生存狀況的計劃，最著名就是菲利普森提出的一個方案：在耶路撒冷修建一個猶太人醫(yī)院。起初，法國的羅斯柴爾德成員似乎愿意跟隨蒙蒂菲奧里的領導，后者支持菲利普森的計劃；但是他們在捐助醫(yī)院旁邊的牧師學校時附上了條件。當巴勒斯坦的猶太社區(qū)反對這一計劃時，羅斯柴爾德家族便收回了資助，直到1853~1854年，修建醫(yī)院的計劃才再次浮出水面。羅斯柴爾德家族也一如既往地繼續(xù)利用他們的影響力改善其他地方的猶太社區(qū)的生存狀況（如俄國控制的波蘭）；但是他們的努力通常被更為激進的猶太人所質疑，后者的目標不僅僅是得到經濟上的改善。

對羅斯柴爾德家族來說，大馬士革事件真正的意義只有置于外交環(huán)境中才能領會到。盡管，他們毫無疑問對大馬士革的囚徒給予了同情，但詹姆斯和薩洛蒙更為看中其中的外交意義。因為大馬士革事件給了詹姆斯一個理想的機會來破壞梯也爾的地位，后者在托馬索神父所謂的“謀殺案”之后幾個星期當選了總理。從本質上說，這起事件能夠凸顯法國外交政策的孤立主義問題，而這正是幫助梯也爾上臺的因素之一。英國政府支持釋放猶太人的運動也有自己的原因。巴麥尊決意打破穆罕默德·阿里的權勢以及孤立法國，他很高興地看到埃及人在敘利亞的政權被描述得無比邪惡。同樣的，梅特涅也很高興得到機會挑戰(zhàn)法國，后者聲稱由它負責捍衛(wèi)圣地所有天主教徒的利益。另一方面，梯也爾幾乎沒有對穆罕默德·阿里在敘利亞的政權提出過任何批評，更不用說他自己的領地了。相反的，他的言行更為出格。5月初，他對詹姆斯說：“整件事是基于事實；我們最好平息它……因為中東的猶太人仍然如此的迷信……”他跟克雷米厄也說了類似的話。6月2日，為了回應富爾德在議會中的一個演講，梯也爾嘲諷地質疑了法國猶太人的愛國主義：

你們以猶太人的名義進行抗議；那么，我以法國的名義抗議。如果我被允許這樣說，我會說，猶太人中間正在發(fā)生一些榮耀的事。公眾一獲悉這一事件后，他們的擔心便會在全歐洲范圍內顯現出來，他們用熱情和狂熱情緒處理它，在我看來，正是熱情與狂熱情緒使他們感到榮耀。如果我被允許這樣說，我會說，他們的力量要比假裝展現出的強大得多，此時此刻，他們正向每個外交大臣提出抗議。他們也狂熱地做著這件事，這種狂熱超出了人們的想象。一個總理必須有勇氣保護受到此類攻擊的下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