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論，洪秀全的統(tǒng)籌能力不如楊秀清，軍事水平比不上石達開，發(fā)動群眾的能力比不上早年死去的馮云山，僅僅因為他是拜上帝教的創(chuàng)始人而成為天王。但洪秀全仍然有著非同尋常的權力欲，他用石達開秉政，又不完全信任他，延用自己的親族洪仁發(fā)、洪仁達兩人牽制石達開，這兩人的才能比洪秀全尚有不如。石達開一怒之下，率眾離京，在大渡河遭到伏擊敗亡。這一系列變故完全是由于天國領導人的短視和貪欲造成的。在軍事斗爭形勢還十分嚴峻，敵人還十分強大的情況下，發(fā)生這樣大規(guī)模的內(nèi)訌顯得有些幼稚和不可思議，這也說明了洪秀全這樣的人完全不能承擔起改變中國命運的重任。

太平天國中最有遠見卓識的人莫過于洪仁玕。他的《資政新篇》作為中國較早的社會改造方案，提出一系列向西方學習的建議，包括興建鐵路、公路，興辦郵政、銀行，禁止溺嬰，創(chuàng)辦社會福利事業(yè)，擴大對外交流和商貿(mào)往來等等，這些建議卻無法引起太平天國中人士的廣泛注意。同時，太平天國艱巨的軍事形勢也不允許這些措施實地推行，所以，這只能說是整個太平天國運動中不多的亮點。

1864年6月，洪秀全病故。7月，湘軍攻克天京，太平天國運動宣告失敗。余部與捻軍等合流繼續(xù)抵抗到1868年。作為中國近代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一起農(nóng)民運動，太平天國做了推翻清朝統(tǒng)治的嘗試，同時也提出了一些具有進步意義的主張，如查禁鴉片，平均地權等等。當然我們也必須看到，太平天國的組織形式是采取宗教“異端”的形式進行的，采取的統(tǒng)治方式也是神權與王權結合的專制制度，這個制度并不比清朝的統(tǒng)治好到哪里去，甚至更為落后。退一步講，如果太平天國取代了清朝，或許中國會變成另一個中世紀式的國家，而談不上有什么新的變革。而以太平天國領導人幼稚的政治眼光和故步自封的思維模式，他們是無力抵抗西方殖民者的覬覦的。何況太平天國政權的外交模式還是停留在“天朝上國”的理念上，與清朝政府別無二致，很難指望他們能領導中國走上自強之路。

與太平天國有著同樣局限性的就是清末的義和團運動。義和團與太平天國一樣，是采取宗教的形式發(fā)動組織群眾，相比太平天國那種有體系的宗教理論，義和團的宗教理論更顯得雜亂而不成系統(tǒng)。許多義和團組織本是民間流傳的白蓮教組織，本身帶有一些邪教的性質(zhì)，因此，宣揚“刀槍不入”等迷信也就屢見不鮮了。義和團中還存在著不同的派系，信仰也是五花八門，甚至有拜孫悟空、豬八戒的。另外，與太平天國相比，義和團還缺少穩(wěn)定的領導集體，這就方便了這些組織能夠被清政府所利用。

義和團大規(guī)模興起的直接原因是“教案”的頻發(fā)。在鴉片戰(zhàn)爭以后，大批西方傳教士涌進了中國。無論是天主教還是新教，在本質(zhì)上都與東方文化有著不同的思維方式。所以，西方教會來到中國，就和中國地方上的民眾發(fā)生了文化上的沖突。一些傳教士隨意干涉中國傳統(tǒng)的信仰，甚至橫行不法，仗著治外法權的庇護為所欲為，更引起了中國民眾的反感。許多農(nóng)民在半殖民地的社會背景下走向破產(chǎn)，也把怒火發(fā)泄到了外國人頭上。可以說，這是中國農(nóng)民在半殖民地的狀態(tài)下為保護自己而發(fā)起的一次本能的反抗。但他們并不能區(qū)分外國的東西究竟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所以就形成了一種盲目排外的風氣，看到外國人或者洋人打扮的中國人就不分青紅皂白地加以仇視，甚至仇視使用洋貨的人。在這種心態(tài)的驅使下，義和團采用封建迷信的方式組織起來，采用拆鐵路，拔電

義和團的“拳民”線桿，攻擊洋人，襲擊洋貨商店，甚至濫傷無辜的方式發(fā)起排外斗爭。這種盲目排外式的“愛國”其實有裨益于國家之處甚少，危害甚至要比益處更大。

義和團的這些行為被清廷看在眼里、記在心里，很快就被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廷政客們用作實現(xiàn)自己政治目的的工具。在戊戌變法失敗以后，慈禧太后試圖廢黜光緒皇帝，因此精心選擇了一位繼承人選，但各國公使并不同意。慈禧太后并不是一個了解近代外交的人，她在一怒之下，就以一己私欲發(fā)動了戰(zhàn)爭，利用義和團進攻北京的教堂和東交民巷使館區(qū)。列強則組成八國聯(lián)軍進行干涉，最終慈禧太后在八國聯(lián)軍進入北京之前倉皇西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