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6月27日，父親在臺北逝世，享壽91歲。自1991年起，泰來哥開始編寫父親年表，親自利用計算機打字達25萬字以上，參閱資料10余種，計包括:父親的《潮流與點滴》、《夏蟲語冰錄》、《八十自序》、《希圣日記（1948、1949年）》、《中國之分裂與統(tǒng)一》，母親的《逃難與思歸》，先姐的《我家脫險的前后》，章君榖著《杜月笙傳》、萬墨林著《滬上往事》，以及漆高儒、何茲全、堯鑫諸氏的紀念文稿。另外還有兩項極為重要的文件:父親于1942年香港脫險前后寫給子女的家信、泰來哥60年前的日記。筆者撰寫本文時，引用了這些材料。

1991年8月，任教北京師范大學的父親北大學生何茲全先生，將父親于1939至1941年間從香港寫給他的親筆信原件27封，全部寄交當時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的四弟晉生。這些信件反映了父親在事件前后內(nèi)心的彷徨、焦慮與掙扎。

早年跟隨國父奔走革命，險遭清廷問斬于燕市的國民黨元勛汪兆銘，于1938年12月離開重慶，次年5月進入淪陷區(qū)的上海與日本談判和平，至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了一個與重慶使用同一國號、旗幟，標榜同一主義的政權(quán)，在大片慘遭日寇蹂躪的土地上，與日本周旋達5年5個月之久。所不同的是，重慶政府是一個主權(quán)獨立，行政完整的抗日政府；“南京政府”卻是一個仰附日本軍閥，不能自主的傀儡政權(quán)。

汪精衛(wèi)一生的功過起落，史家自有公論，數(shù)十年來，見諸歷史著作和傳記刊物之敘述與評論極多。高陶事件屬于汪日謀和歷史的一部分，因此每一部相關(guān)著作，對這個事件的緣由經(jīng)過，幾乎都有所申論。然而，陶氏后代對于這一段60年前震驚中外的事件，卻絕少出面加以說明、補充、交代或澄清。筆者既然身為當年在上海險被落為人質(zhì)的三姐弟之一，長久以來就有將身歷其境的記憶，以及一些從未發(fā)表的先父信件等，以文字公諸于世的心愿。然而遲至年前退休之后，始有時間整理成文。

十余年來，筆者于醞釀作文期間，曾閱讀多位知名學者的研究著作、當事人的回憶錄，以及事件前后香港、重慶出版的報章雜志，用以印證相關(guān)人物、事情、時間、地點，藉補個人資料之不足，從而試圖將此60年前一段公案之來龍去脈，作一清晰完整的重現(xiàn)，謹供研究現(xiàn)代史及先父生平的學者和有關(guān)人士參考。

筆者在書中，有時稱先父為父親，有時徑稱他為陶希圣，有時則混合稱之。讀過我初稿的親友之中，有人認為不妥，建議應加統(tǒng)一。筆者曾試過：或全部都稱父親，或全部都稱陶希圣。結(jié)果兩者仍然有不通不妥之處。最后還是恢復原狀。筆者乃自定一個稱呼的原則：凡敘述歷史者，直呼姓名；凡涉及家事者，一律稱父親。讀者若仍覺不通不妥，幸鑒諒之。

最后有必要附帶說明者:筆者從事工程技術(shù)，初無專研歷史之訓練，故于史料之搜尋、選取與引用，難免有專業(yè)不足之處。再者，由于是寫自己的事，和寫父親的事，欲求下筆絕對冷僻客觀，恐怕很難完全能夠辦得到。然則，筆者愿盡量以“放大格局而力求公正、實事求是而不加掩飾”的寫作態(tài)度來處理本文內(nèi)容，耿耿誠心，尚祈讀者垂察。

筆者在臺灣、大陸、香港及美國搜尋資料，承蒙許多熱心人士的幫助，得以順利閱讀大量寶貴書籍文件。書中若有錯漏失當之處，自當由筆者負全部責任。

陶恒生1998年12月10日于舊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