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至1937年七七抗戰(zhàn)的六年之間，日本苦心積慮欲圖中國的野心日益明顯。從1932年的一·二八淞滬之戰(zhàn)、 3月偽滿登場，1933年熱河進兵、山海關陷敵導致“塘沽協(xié)議”，1935年天津暗殺案引出“何梅協(xié)議”，到日本提出“廣田三原則”，企圖促使華北五省脫離中央的“華北自治運動”等種種傷害我國的行為，其直欲割裂中國版圖然后分而治之的陰謀，暴露無遺。日本施予中國日甚一日的政治羞辱與軍事壓力，引起中國朝野一致同仇敵愾，人民日益高漲的反日情緒，達到拼頭顱灑熱血，不惜一戰(zhàn)的程度。

1937年7月7日，日本駐屯軍部隊在北平市郊盧溝橋挑起事端，七七事變于焉爆發(fā)，中國在日軍節(jié)節(jié)進迫之下展開全面抗戰(zhàn)。日本侵華之初，曾揚言“三個月內滅亡中國”，不料在中國戰(zhàn)場遭到國軍的強烈抵抗，造成慘重傷亡。日本政府見軍隊陷入泥淖，亟欲抽腿，遂改用和談謀略，冀求早日結束戰(zhàn)爭。中國方面，上海、南京、廣州相繼失守，德使陶德曼斡旋失敗，軍事瀕臨嚴重逆轉，國家大局危疑震撼之際，也出現(xiàn)透過談判解決戰(zhàn)事，以減少人民生靈涂炭之苦的論調。在一些憂心忡忡的學者建言之下，黨政當局遂有派人密訪上海香港，甚至深入敵營謀求和談的舉動。

先父陶希圣自1931年8月起應聘回母校北京大學任法學院教授，同時在北平多間大學兼課，1937年初出任法學院政治系主任，他也是抗戰(zhàn)初期主張對日本以談判謀求和平的一分子。他認為任何戰(zhàn)爭必有結束的一天，交戰(zhàn)國通過談判以結束戰(zhàn)爭乃是正常之事，如果交戰(zhàn)雙方勢均力敵，則談和絕非一方投降，因此在當前中國尚未戰(zhàn)敗的情勢下，應當設法從速打開中日談判之門。父親于七七事變后應邀兼程上廬山參加談話會，旋即加入侍從室從事國際宣傳工作，又任軍事委員會參事。1938年1月奉命在漢口創(chuàng)辦“藝文研究會”，7月國民參政會在漢口成立，被選為國民參政員。12月19日，父親隨國民黨副總裁汪兆銘（精衛(wèi)）出走河內，后居香港，1939年8月26日轉赴上海。11月起，參與汪組織與日本和談代表談判達兩個月之久，終于洞悉日本妄圖誘降及滅亡中國的陰謀與野心，因對中日和平運動徹底失望，而決定脫離。12月13日，先母萬冰如夫人斷然采取逆向行動，親攜子女5人前往上海，希能以此掩護父親離開上海，此時重慶方面亦正透過杜月笙先生設法營救。

1940年1月3日，父親與高宗武先生潛離上海前往香港。13日，母親帶了晉生、范生兩弟離滬赴港；自此琴薰姐、泰來哥及筆者在上海之行動即受汪組織特務機關“七十六號”監(jiān)視。21日，萬墨林先生親自策劃掩護我姐弟三人安全登船離滬。22日，香港《大公報》揭露“汪日密約”及附件，這在當年是一件震驚中外的大新聞。高宗武、陶希圣二人隨汪而后脫汪之事件，史稱高陶事件。

筆者原在香港就讀九龍?zhí)列W，一日忽奉母親之命辦理休學手續(xù)，未幾即偕兄姐弟隨母親前往上海，當時年僅9歲，不甚明了為何來去匆忙，卻感覺事態(tài)極不尋常。新年剛過，父親忽然不告而別，母親隨后又帶著弟弟們匆匆離去，及至我們姐弟三人按照指示分別潛赴碼頭，登上輪船之后，才恍然大悟，原來整個事情竟然如此嚴重。歲月如夢如塵地消逝，而當時的種種情節(jié)及周遭環(huán)境，在60年以后的今天，仍然記憶猶新，宛若昨日。

1941年12月8日，日本發(fā)動太平洋戰(zhàn)爭。九龍、香港于17天之內相繼淪入日軍之手。父親于次年1月28日只身隨難民隊徒步舟車28天，于2月25日回到重慶；母親帶著一群孩子輾轉回到內陸，在桂林盤垣5個月后抵達重慶。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復員南京，1948年底大陸變色前夕，全家南下香港，1949年6月15日到臺灣定居。在筆者記憶中，父親從不主動對子女們提及當年往事，然而撫今追昔，已在大陸逝去的琴薰姐、現(xiàn)居海外的泰來哥與筆者三人，當年共同渡過的這一段難忘經(jīng)歷，已經(jīng)在我們的生命旅程線上，深深烙下了不可磨滅的共同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