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撐待變，和比戰(zhàn)難

首先要談的是那位“低調(diào)俱樂部”的題名人胡適之和當時以汪精衛(wèi)為首的那些“低調(diào)”人士的異同。在汪派人士看來，第一，中日軍力懸殊太甚。中國雖被迫不得已而奮起抗戰(zhàn)，但是抵抗至山窮水盡之時，尤其在1938年夏秋之際，國土精華盡失，真已到內(nèi)無糧草，外無救兵的絕境。若論抗敵武裝，我軍已無一個完整之師，可以繼續(xù)作戰(zhàn)。若論外援，蘇聯(lián)的有限軍援之外，英美和其他民主國家可說無片甲之贈，而美國的戰(zhàn)略物資，且源源注入敵國，此仗如何打得下去？打不下去了，為拯民于水火，就應(yīng)該對日謀和，這本是順理成章的事嘛。

再者，在他們看來，中國如不知己，不知彼，不顧一切，糊涂地打下去，等到西南盡失，國府被迫退入新疆，則國民黨勢將依賴共產(chǎn)黨為生，中國就要做蘇聯(lián)的附庸，其慘將有甚于做日本的殖民地也。（筆者附注：那時國府曾在重慶浮屠關(guān)，后改名復興關(guān)，設(shè)立了一個“中央訓練團”，正在集訓文武干部，以事抗戰(zhàn)，汪氏曾譏之為“在糊涂關(guān)，訓練了一批糊涂蟲，打一個糊涂仗”，云云。）這就是當時汪派失敗主義者的心態(tài)。

胡適那時對戰(zhàn)局的悲觀，原不下于汪派的低調(diào)人士。胡且親口告我說，“他們（指汪派）是愛國的”。但是胡適自己盱衡全局，卻覺得“戰(zhàn)難和亦不易”。汪派人士希望把“謀和”與“投降”分開。胡適就棋高一著，知其不能了。高陶兩君，還知懸?guī)r勒馬，于緊要關(guān)頭，掉頭逃去。而汪氏本人，陷入太深，悔之已晚。他最后雖差免于槍斃的下場，然以漢奸罪名，遺臭史策，也就夠慘的了。

所以胡適當年雖然也是反戰(zhàn)，但是他也知道，求和更難。既能打“就打一下”嘛，能拖，那就不妨慢慢拖下去。并強調(diào)要“苦撐待變”。胡之所謂待變者，他認為西方民主國家，尤其是美國，遲早必會卷入亞洲戰(zhàn)場。一旦美國卷入中日之戰(zhàn)，那末“最后勝利”就“必屬于我”了。胡適這項消極中的積極，悲觀中的樂觀，后來的歷史證明是完全正確的，不幸那時的汪派人士，卻見不及此也。嗚呼。（胡適這一“和比戰(zhàn)難”的妙語，延至二戰(zhàn)后，國共內(nèi)戰(zhàn)時，他仍作如是說。可是戰(zhàn)后的歷史發(fā)展，已屬文化轉(zhuǎn)型的另一階段，國民黨理論家，對此了解不夠，苦撐無以待變，國民黨政權(quán)就垮臺了。）

自覺清醒，實是愚昧

還有，汪派低調(diào)人士之失，是失在他們的共同“次文化”。這批人士只是一窩清一色的都市小資產(chǎn)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畏首畏尾的中年白面書生。算盤打得太清楚。在英語上叫做calculative，自覺眾睡獨醒，考慮周詳，以一種單純的共同語言，你唱我和，自以為是。殊不知處亂世，當大事，往往都是，乘勢而為之的。孟子曰“有智不如乘勢”，是也。

抗戰(zhàn)初期，全國上下，激于同仇敵愾之心，大家都忘其所以，而大叫其“抗戰(zhàn)到底”和“焦土抗戰(zhàn)”。與日偕亡之心，正是普遍的民氣，青壯年尤然，軍人更是如此。“焦土抗戰(zhàn)”一辭，原是李宗仁第一個叫出來的?！翱箲?zhàn)到底”，更是蔣介石、馮玉祥以下，全國軍民的口號，響徹云霄。這正是軍事學上所說的“士氣”嘛。而汪氏一小撮，偏要不以為然。某次汪精衛(wèi)曾問馮氏，“底”在何處？馮說打到“日本無條件投降”便是底。這在汪氏這個秀才聽來，簡直是一個丘八的狂妄無知。所以汪副總裁就要向全國廣播，呼吁大家要講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

但是像汪精衛(wèi)、胡適、陶希圣等，頭腦太清楚的士大夫，在當時必是少數(shù)中的少數(shù)。在那個敵人瘋狂進攻，我們瘋狂抵抗的血淋淋全民抗戰(zhàn)之際，大家都有其“拼掉算了”之心，哪顧得許多。所以像李宗仁、馮玉祥這樣的人，才是當時的絕大多數(shù)的絕大多數(shù)啊。幾個秀才在這股抗戰(zhàn)的狂潮熱浪里，算個屁？而秀才不知也，這是當秀才的悲哀，與國事何補？

我全民族在抗倭戰(zhàn)爭中，那股拼命的精神，是非身歷其境的過來人，所能想象于萬一也。君不見，我們抗戰(zhàn)已抗了七年有半，全民疲窿殘疾，但是政府忽然號召“青年從軍”，一聲令下，全國知青之蜂擁參軍，直如狂潮烈火。各地皆名額爆滿，勢不可遏。當年從軍青年，今已耄耋老人，百年回首，真情如昨日也。其實如抗戰(zhàn)再打八年，這種青年愛國之情，也不會隨時間消滅的。這實在是當年日寇侵華，太狂妄、太無理，所激發(fā)出來的敵愾之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這股氣，事實上，至今未熄，何況當年。有心人且看看近時港臺和海外，保釣人士之前仆后繼，對日索賠，今日在世界各地，仍是如火如荼，就可領(lǐng)略一二矣。這股氣目前在大陸，暫被壓制，否則也是白浪滔天的。關(guān)于這股氣，我們寫歷史的倒要勸勸，今日寶島上面的，崇日戀日，策動臺獨的仕女們，稍留意焉。不要忽略這場余燼猶存的民族烈火才好。

抗戰(zhàn)八年，說穿了就靠這股氣維持下去的。而這種民氣則非當時“低調(diào)俱樂部”諸公，所能體會和掌握的了。他們自認為聰明理智，眾睡獨醒，為國家民族百年之計去通敵謀和，其實是愚不可及。這群邊緣政客，在抗戰(zhàn)陣營之中，代表性實在太小了，一意孤行，誤國誤己，怎能不淪入漢奸之列呢？但是這杯致命的毒酒，正如陶公所說，他只喝了半杯，便狠命地吐出了。陳公博、梅思平等，則呷而不吐，最后只有被押上法場，槍斃了事。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豈不可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