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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精神病患者在同一個號里的另一個獄友是個六十多歲的老人,是個一生未嫁的天主教徒,她是我在獄中見到的年齡最大的犯人。那一年北京的天主教徒可能成了點兒氣候,前一個號里就住著一個她的同案,后來我才知道,她的同案何止一個,我所在的看守所里就有十幾個。
從她的同案那里我已經大致知道了她的案情。那是一九七六年初,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形勢。天主教徒們神奇地串聯在一起,頂禮膜拜一個房山縣來的二十八歲的女人,據說此人的文化程度是小學三年級,但成百上千的大學教授、醫(yī)生、工程師都是她的信眾。她自稱是圣母的徽號,替圣母到中國來發(fā)出警告,因為中國人罪孽深重,圣母將在那一年的某月某日施行懲罰,將連續(xù)若干天不出太陽,連續(xù)若干天暴雨如注,全國上下將一片漆黑。總之,他們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而且每個人都無比虔誠,老人曾講述她為了保護圣母的徽號被革命群眾用石塊打、用唾沫吐的經歷。
過了沒多久,監(jiān)獄里通過廣播開了一個寬嚴大會,宣布了幾個因為認罪態(tài)度好當場釋放和因為拒不認罪而從重判處的典型。會開到一半,筒道里就傳來大喊大叫的聲音,老人告訴我,叫喊的也是她的同案,還是一個中學生,會上宣布認罪態(tài)度好當場釋放的是她的母親。
她罵的不是別人,正是自己的母親。她罵母親是叛徒,罵她不得好死。接著傳來開牢門的聲音,她被強行拖了出去。我們都豎起耳朵聽著她回來的動靜,直到熄燈的鈴聲響了她仍然沒有回來。深夜,嘩啦嘩啦的腳鐐聲把我驚醒,我相信,在這樣靜的夜里,每一個人都被那聲音驚醒了,但是整座牢房除了那刺耳的腳鐐聲嘩啦嘩啦地由遠而近,靜得再沒有一點兒聲息。聲音在我斜對面的房門口停止,然后是隊長的開門聲,她走進去了。一個女中學生,然而,她拖著腳鐐走進了牢房,肯定還有手銬,說不定還是背銬。牢門關上了,牢房還是那么靜,靜得沒有一點兒聲息。我相信,那天晚上,牢房里每一個生命都像我一樣,屏住呼吸睜著不眠的眼睛。
這是我到監(jiān)獄后第一次那么逼真地聽到腳鐐的聲音,它戴在一個女孩子的腳腕上。你盡可以想象,她以怎樣的激情,激怒了試圖讓她像她母親那樣就范的干警;你也盡可以想象,她以怎樣的執(zhí)著守衛(wèi)著她那也許是幼稚的信念;但是,你很難想象,一個年齡還沒到可以成為公民的小姑娘,為什么會來到這座監(jiān)獄,來到這間牢房,并且親耳聽到母親對女兒的背叛—沒有母親的影響,她可能走上那條不知是通往天堂還是通往地獄的道路嗎?
一直到離開那座監(jiān)獄,我始終和老人在同一個號里。只要有可能,她就會給我講《舊約》里的故事,講基督的降臨,講迷途的羔羊,講人應該為上帝獻身,而不應該在世俗中沉淪。她是一個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退休工人,她的全部學問只是一部《圣經》,而宗教精神或許正是我在困境中所需要的,因此,我成了她唯一的聽眾,她對我成為上帝的臣民充滿了信心。我們像一對忘年交相互交換了地址,她沒有親人會來給她送東西,我把準備留給她的衣服和日用品專門放在用一條長褲的褲腿縫制的手提包里,準備走的時候留給她用,但是最終這些東西還是被我?guī)Щ亓思遥旉犻L開門指著我說“你,收拾東西出來”的時候,我還是不知道是給我調號還是讓我回家。
大概過了兩年多后,我收到了她寫給我的信和寄給我的照片。她出獄后先是住在北京西城的一個天主教堂里,后又到了清河的一家福利院。我常去看她,但是對于她的說教再不像在監(jiān)獄里時那樣聽得入神,她說服我受洗,希望我一輩子單身,但這對我已經不可能了,我上了大學,并且正在戀愛,還是當年大學里競選的活躍人物。世俗的生活使我目不暇接,革命的事業(yè)讓我眼花繚亂,在我看來,我的使命感并不比她的使命感來得遜色。她把一生獻給了宗教,而我在剛經歷了一次牢獄之災以后,又一次投身民辦文學刊物。我像當年一樣尊重她的信仰,祈禱她因為信奉上帝而獲得內心的安寧,但是我已經不可能成為她的或者任何人的信徒了。也許這正是我坎坷人生的悲劇所在。如果我當年接受了她的教誨,這些年我會不會活得沒有那么煩惱那么勞累?
我知道當我這樣問的時候我已經又錯了。上帝不會那么實際,原罪是贖不完的,救贖之路無比漫長,也許一生還不夠,還要加上來世。
兩年以前,一個剛剛皈依了天主教的朋友像我的獄友二十多年前一樣,苦苦地勸我皈依天主,我回答他:我還沒有被上帝選中。如今我仍然像一只迷途的羔羊,在塵世里沉浮,還沒有找到可以一勞永逸地幫助我擺脫痛苦的力量,更沒有在生與死的混沌中看到通向上帝的道路。但是我堅信一點:上帝只救能夠自救的孩子!如果現在老人尚在人世,她應該不會否定我的這一感悟,盡管這其中多少有點兒自戀、自嘲和自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