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的來說，我從1971年冬天起開始偷偷摸摸地持續(xù)不斷鉆研明末農民戰(zhàn)爭的史事，比起其他大多數人從1977年才重新開始治學在時間上多爭取了大約五年。這是值得慶幸的事。

1977年10月，在我堅持下外研所讓我回到歷史系。系總支書記景存玉同志要我到世界現代史教研室去，理由是該室既缺人，我又懂英語（其實我的英語水平只能勉強閱讀）。我說：“我的專業(yè)是明清史，如果系里一定要我去世界現代史教研室，那我還不如留在外研所?！彼娢覒B(tài)度堅決就笑著說：“你就說你的興趣是明清史，不要說專業(yè)?！币馑际俏也]有專業(yè)，只是勉強同意我到中古史教研室工作。為了證明自己在明清史方面有一點基礎，立即動手把我在李巖問題上探討的結果寫成文章，這就是《李巖質疑》。77年底把稿子送到《歷史研究》編輯部，發(fā)表在1978年5月號上。當時刊物不多，研究成果也不多，文章發(fā)表后反映頗為強烈，支持的人不少，反對者甚多。因為歷來都認為李巖確有其人（只是清初河南文人鄭廉在《豫變紀略》中以親身見聞指出李巖為烏有先生；康熙《杞縣志》和康熙《開封府志》里收有《李公子辯》一文堅決否認杞縣有李巖。但是即使在清初各種更加著名的相關史籍里還是有多少不等的李巖“事跡”，可以說這是當時人的共識。到乾隆四年欽定《明史》頒布以后，李巖的“事跡”被采入李白成傳，遂成定論。1944年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中以大量篇幅敘述李巖，且給以高度評價；這篇文章在延安被定為整風文獻，解放區(qū)各級干部都得認真學習，李巖的故事得到了空前的傳布。) 1964—1965年學術界曾就李巖評價問題展開過討論，一時頗為熱烈，發(fā)表的文章不少，一派認為李巖是李自成起義軍中正確路線的代表，另一派則認為李巖是地主階級分子，在起義軍中起了破壞作用；自然也有些折中的意見。《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都發(fā)表了綜合報道，后來在香港結集出版，書名就叫《李巖評價問題討論集》。我的文章基本論點正是根本否定李自成起義軍中有過李巖這個人物，所謂的評價自然就毫無意義。我發(fā)表這樣的驚人之文，決不是聳人聽聞，也不是僅據鄭廉和《杞縣志》的舊說；而是花費了大量時間查閱過有關史料，其中僅地方志就多達千部以上，何況還有時人文集、檔案等資料；數量相當龐大，可是就是沒有一條能證明李巖存在的確切材料。1984年出版的《明末農民戰(zhàn)爭史》的附表前面有一段話“過去在一篇關于李巖的拙稿中談到，我們現在對許多職位很低的大順政權文武官員都查得了可信的史料，為什么名聲僅次于李自成的‘核心人物李巖’卻始終未能找到一條真實材料？我愿意借此機會建議對李巖問題關心的同志多做一些史料的發(fā)掘和鑒別工作，不要在不分真?zhèn)蔚摹惺妨弦罁乃缴贤磺啊！保?50頁）現在，又過了十幾年，查閱的書更多，仍然沒有發(fā)現李巖的可靠材料。請同行學者想想，按通常的說法，李巖是崇禎十三年參加起義的，這正是李自成起義大發(fā)展時期，起義軍先后攻克的大城市就有洛陽、襄陽、西安、太原、大同、北京等地，李巖既是制將軍又是主要謀士，當時各方面的人都密切關注李自成起義軍的情況，再說李自成軍在北京停留了四十三天，在京的明朝官員就有兩千多人，其他識字的人還多得很，為什么就沒有人見過李巖并留下哪怕一條記載呢？至于野史中出現的大量李巖“事跡”，我在《李巖質疑》一文里已經作了論證，是由小說的虛構情節(jié)混入史籍的。明朝后期黨爭和紳衿紛斗非常激烈，編寫小說和傳奇作為斗爭手段是常見的事，這種風氣一直延續(xù)到清初。由“葫蘆道人”、“懶道人”編寫的《剿闖小史》在1644年秋天就已經在江南書店內發(fā)買了，這時弘光帝已經即位，所以書中寄希望于弘光中興，而且李自成也還在世，小說的編者除了收集一些廣為人知的大事外，還杜撰了不少情節(jié)以增加趣味并彌補自己見聞的不足，其中就包括了有關李巖的創(chuàng)作。入清以后，《剿闖小史》曾多次改名，如《定鼎奇聞》、《新世宏勛》?？滴跏暧嬃婢幊伞睹骷颈甭浴?，其第二十三卷(補遺)就是以《新世宏勛》為底本刪改而成。此后人們以《明季北略》為史書加以引用，并未想到其中竟有小說家之虛構；如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是大量采用了《明季北略》卷二十三，以至李巖其人其事廣為傳播。1978年5月《李巖質疑》發(fā)表后，7月1日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王賡武教授夫婦和美國耶魯大學鄭培凱先生來我校訪問，由何茲全教授和我接待。當時，我很少說話，到上午快結束的時候，鄭先生問我：“顧先生發(fā)表了什么文章？”我回答：“最近在《歷史研究》上有一篇文章?！彼蝗幌肫饋韱柕溃骸笆遣皇恰独顜r質疑》？”我說：“是的。”他回到美國后立即告訴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Buffalo）分校的戴福士教授(Prof. Des Forges)。戴福士教授研究的重點是河南省（史學界的一種分區(qū)研究方法），他閱讀過鄭廉《豫變紀略》等書后也對李巖的真實性表示懷疑，1977年冬曾來過中國訪問，找到上海的楊寬教授等人交換意見，可是這些人談的都是對李巖的評價，同他的本意不一致。于是，他回國后自己繼續(xù)研究，正在這時他因鄭培凱的推薦讀了我的《李巖質疑》，立即來信表示同意。不久，他就寄來了自己的長篇打字文稿The Puzzle of Li-Yen（李巖之謎），此文后來在美國刊物上發(f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