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后，沒有回信。他又寫了第二封信。結(jié)果還是沒有回信。于是一周后又發(fā)第三封信。這封信是這樣寫的：

我的父親是雷德特倫納茲公司的小職員，他的年工資是3800—4000馬克，我們沒有儲蓄。媽媽是家庭婦女。父親有三子，我最幼。大哥24歲，在西線當炮手。二哥22歲，在法國當俘虜。妹妹年僅8歲。

由于生活費用上漲，父母需要資助我的兩個哥哥，所以已不能給我任何補助。為此，我不得不向貴會申請補助。

天主教救濟協(xié)會終于批準了戈培爾的申請，由此戈培爾得以先后念了五六個大學。24歲的時候，也就是1921年，在海德堡大學得了哲學博士學位。

戈培爾進入成年之時，正是德國在第一次大戰(zhàn)中遭受戰(zhàn)敗之日，他想的也是如何復興德國。他說：“我們國家的領(lǐng)導人不了解人民。他們害怕社會主義，但我深信只有社會主義和國家主義才能救德國。我們必須爭取德國工人支持國家社會主義，決不能讓他們支持馬克思主義。”他特別反對羅加諾條約，他說：“羅加諾條約是出于資本家的需要，今天只有資本家說了算。我相信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正在前進中。我們不能做無所作為的社會主義者。我們必須強大，只有強大才能實行社會主義，才能去為社會主義進行戰(zhàn)斗。”

戈培爾的思想在這一點上是與希特勒不謀而合的，所以他馬上加入了希特勒的納粹黨，并成了納粹黨元老中唯一的一名雞蛋頭和理論家。戈培爾與希特勒還有一個相同之點：他們兩人本來都打算做文人，投身文藝界的。戈培爾在大學時還出版過一本中篇小說，但時局的發(fā)展終于使他們棄文就武，做了窮兇極惡的納粹頭子。

希特勒對戈培爾可以算是“伯樂”。戈培爾一入黨，希特勒馬上委任他為柏林市納粹黨首腦，越過了許多其他“老黨員”。戈培爾也沒有辜負希特勒的期望。世界上的人往往只知道希特勒，而忽視了這樣一件事：沒有戈培爾，希特勒是沒有辦法成為希特勒的。戈培爾從一名潦倒的知識分子一躍而居要職，他要報答希特勒知遇之恩，乃埋頭苦干，千方百計迎合希特勒的意圖。

譬如說，希特勒的整個事業(yè)中有一張王牌叫做反猶，戈培爾就是反猶的忠實信徒，他在日記中毫不覺得內(nèi)疚地這樣記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