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柏燎的父親送兒子進皇仁書院，很可能也是出于這一目的。我們無從考究馮柏燎入讀皇仁書院的具體時間，不過，根據皇仁書院的學制，估計馮柏燎是在1895年入讀皇仁書院的，當時他大約15歲，正是風華正茂的年紀。這一時期，皇仁書院已遷入面積更大的鴨巴甸街的新址，注冊學生人數(shù)亦從早期的200人增加到超過1000人，而且十分強調英語教育。當時，香港政府已逐漸把英語教育與商業(yè)、功利及英帝國利益聯(lián)系起來。香港總督軒尼詩（J.P.Hennessy）正式將重視英語教育確定為政府的基本政策。1878年，皇仁書院將英語授課時間增加到每天5小時，中文課程則壓縮到兩個半小時，1881年進一步壓縮至每天一個半小時，到1896年全部取消中文課程，只剩下翻譯一科。1903年，皇仁書院雖然恢復了中文科，但只是眾多科目中的一科，每星期只授三四節(jié)課。

1902年，馮柏燎在香港皇仁書院畢業(yè)。在香港學習期間，他取得了優(yōu)異的成績。1937年出版的《香港華人名人史略》對他在皇仁書院的學習有這樣的評述：馮柏燎“性聰穎，勤讀書，試輒前列，曾考獲該院免費生摩利臣學額”。六七年的學習，使馮柏燎熟練地掌握了英語。當然，他并沒有放棄自己的母語，父母親要求他首先必須精通中文。作為炎黃子孫，馮柏燎自然理解父母親的心意。在皇仁書院就讀期間，馮柏燎還了解了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社會的商業(yè)運作模式，這為他日后的創(chuàng)業(yè)奠定了堅實基礎。

馮柏燎在香港讀書期間，正值西方帝國主義在中國掀起一股劃分勢力范圍的熱潮。西方列強瓜分中國的做法，對年輕的馮柏燎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畢業(yè)后，馮柏燎曾留在皇仁書院當教師，時間大約在1903-1904年。不過，馮柏燎對教師這份職業(yè)缺乏興趣，他希望從商，走商業(yè)救國的道路。一年后，馮柏燎辭退皇仁書院的工作，離開香港返回廣州。當時，中國正處于一場偉大的革命運動的前夕，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正致力于推翻搖搖欲墜的清政府。

利豐創(chuàng)辦：早期在廣州的發(fā)展

踏入20世紀，清朝在其統(tǒng)治的最后10年，進行了一次資本主義性質的大變革，史稱清末新政。這次變革的背景頗為復雜。19世紀下半葉，隨著社會的發(fā)展，中國城鄉(xiāng)之間、沿海地區(qū)與廣大內陸腹地之間，發(fā)生了越來越嚴重的斷裂，形成所謂的“二元結構”。沿?？诎冻鞘校貏e是廣州、上海等城市，在物質和文化上直接受到西方文明示范效應的影響，在經濟方面以現(xiàn)代商業(yè)和現(xiàn)代工業(yè)為主，在文化方面向工商社會的價值觀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