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月樓、阿寶之歸宿

盡管輿論哄然，媒體也公然對官方表示不滿，但在官威如故、社會觀念也未得到根本改變的國度，當事人的命運曲線還是在舊式的軌跡中滑行。

1874年5月，《申報》刊出楊月樓在松江復審情形曰：聞楊月樓自上海解到松江太府提審，楊磕頭哀求太守伸冤。太守見而憐之，委婁縣知縣復審，婁縣知縣責其二百下，逼其不得翻供，以誘拐良家女子論罪。按例載：誘拐良家女子為妻，照例擬予軍遣之罪。最后官方定讞，楊月樓即以誘拐結案，被判遠徙，所幸不久光緒登位，清廷實行大赦，才得釋放。1875年7月26日，《申報》也及時刊布了這則消息，說楊月樓判處軍遣罪，適恭遇恩赦，現(xiàn)奉臬憲（各省負責司法之按察司）核明，雖罪有應得，但可得援免之例。乃匯案轉詳撫憲（各省總攬行政的長官即巡撫），核準奏，專候部復到日，即可釋放而予自新路矣。

與楊月樓終被釋放，按照官方口氣還能“改過自新”相比，阿寶的命運更為凄慘，《申報》報道：阿寶發(fā)交普育堂擇配，有一孫姓老人，年已七旬有余，至普育堂申言，`無妻室，有資產，欲娶阿寶已久。這就是傳統(tǒng)社會里所謂的“官媒擇配”。在官方主持下，一個花樣年華的少女嫁給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族黨”和官方的虛榮心大概都得到了滿足，因為在他們看來，這遠比嫁給一個戲子要令其有面子多了，而且還不會對既定的社會秩序產生威脅性。至于阿寶的想法和愿景，又有什么值得關心的呢？

楊月樓被開釋后，自然還是操舊業(yè)以維生計。因其原有的號召力，加上鬧出的廣為人知的婚姻風波，對觀眾可能更具吸引力。戲院老板也許正是看中了這一點，讓其在丹桂戲園接連演戲三日，結果盛況空前，雖早早就已滿座，但觀眾仍蜂擁而至。孰料這種熱鬧也刺激了官府，知縣怒其招搖過甚，飭差役拿辦。楊月樓事先聞風逃逸，經此挫折，其后來在上海終未復業(yè)。據1879年4月30日《申報》消息，楊月樓應北京著名京劇演員程長庚之邀，轉而去北京獻藝，終成一代名伶。

社會變遷沖出了權力的禁錮

在一場官與民、公權與私域的對抗中，官方看似取得了全面的勝利，實則未必。民眾公然通過媒體表達自己的意見，并把對官府的批評和不滿宣泄出來，僅此一點，于傳統(tǒng)社會里豈是可以想象的事情？而從楊月樓案前后，公眾輿論中展現(xiàn)出的思維和觀念之變化，也能夠清楚看出，社會變遷終究會沖出權力的禁錮，官方率由舊章地按照老一套模式來治理社會顯然是無濟于事了。

是否該有良賤階層這種等級的區(qū)分，良賤能否通婚，個人能否自由擇配，這些當然是個觀念問題，但就當時而言也是個法律問題。而在管理社會的工具中，法律又往往是最為頑固的，這就是楊月樓案發(fā)生后，盡管人們的觀念出現(xiàn)了一定程度的變異，但最終還得由當時法律來制約和規(guī)范的原因。這種觀念對法律的沖擊力度的確嫌小了一點，但我們不應忽略，這還是發(fā)生在光緒登基之前、古老中國打開國門不久之后的事情。稍有智識者都可以看出一種趨勢：越往后，社會政治經濟的變革就會越迅疾，并大大超出舊的法律條文的調整范疇。在完全無法適應社會需要的現(xiàn)實下，法律乃至整個司法體系的調適和改革乃水到渠成。大詩人樊增祥在其《樊山政書》中就曾經自述斷案經驗曰：“州縣終年聽訟，其按律詳辦之案至多不過十余起，……其所聽之訟，皆戶婚、田土、詐偽、欺愚，貴在酌理準情，片言立斷，不但不能照西法，亦并不必用中律?！薄耙嗖⒉槐赜弥新伞?，這不就是把法律條文拋在一邊嗎？這也不是這位詩人型官僚有心違法，或者對下民存心恩賜，而是客觀情勢逼迫他非如此不可。發(fā)展到最后，清末的司法改革也就是順理成章之舉了。

當然我們不能忘記，權力禁錮社會幾乎是一種慣性，在這一作用支配之下，公權介入個人私生活也就見慣不怪了。

楊月樓案發(fā)生，官府的反思是，阿寶一良家女子之所以會愛上楊月樓，無非因為她進戲園看到了楊唱戲，楊相貌堂堂，加之其所演多為挑逗情欲之戲目，這才會使阿寶生出嫁楊之念。既然找到了官方眼中的惹禍之由，自然會想出以下的兩個動作：因為楊演淫穢之戲，致婦女傾慕，便倡導禁演所謂暴力色情的戲目；又由于阿寶進戲園看戲，引起嫁楊之念，又倡議禁婦女進戲園。兩個動作都由地方官出布告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