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官府強力介入楊月樓的婚姻，屬于成文法規(guī)定之范圍，那么阿寶父親的“族黨”干預阿寶婚事，則是一種習慣法。在傳統(tǒng)社會里，宗族的巨大魅影滲透進個人的私生活，被視為當然，早已是一個約定俗成的集體潛意識。在傳統(tǒng)觀念里，阿寶與“賤民”楊月樓通婚，就不僅僅是其個人的私事，而會影響到整個族群的面子、聲望和地位，非出手干預不可。而且宗族對個人的影響力，向來能夠得到官方的支持，因為要加強對社會生活的監(jiān)控，公權(quán)非借助這種族權(quán)不可。

如此看來，無論粵商族黨，還是官府，似乎都只是在做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然而，他們卻忽略或曰輕視了另一個事實，這就是晚清之上海正處在日益開放的氛圍之中。

果然，此案一出，宗族勢力和官方的作為遭到了輿論的強烈反彈，上海市民更是議論紛紛，匿名揭貼遍貼于租界內(nèi)，為此案鳴不平。初于社會中嶄露頭角的報紙則給這些聲音提供了公之于眾的平臺，典型者如12月29日《申報》發(fā)表一篇署名“持平子”的來信，其中寫道：官方對楊月樓和阿寶的處置，“在粵人以為大快人心，在旁人以為大慘人目。敢問貴館：邑尊（即縣令）究執(zhí)何例以辦？夫月樓雖不安分，咎實難辭。然就事論事，似尚不比于搶盜。今竟敲擊脛骨，其將以強盜律之乎？”該文認為，月樓與阿寶之婚姻，是“受母命，倩媒妁，具婚書，得聘禮，而后迎娶合巹”，一切符合正常婚嫁程序。在作者看來，“阿寶疑若無罪”，并認為“即令阿寶私通月樓，亦當候其父自行處置”，族黨及官府不應代為懲辦。“故疑此案，覺有情輕罰重之故?！?/p>

這封信在報紙上刊出之后，不僅受到質(zhì)疑和批評的官方大感不快，以粵商為首的主張嚴辦楊月樓的一派也十分憤怒，在報上撰文回擊，他們一方面援引良賤不能通婚的法律條文，另一方面重申傳統(tǒng)道德觀念，認為“月樓一優(yōu)伶耳，……至微至賤”，并據(jù)“萬惡淫為首”的古訓，認為“奸重于盜”，此事乃“奸淫大惡”，應予重懲，現(xiàn)施之刑，不僅不為過重，反而屬“輕恕發(fā)落”。聲稱粵人此舉旨在維護風化，“氣節(jié)過人，譽之不暇，何毀之有？”并指責持平子“議邑尊妄刑”是“謗毀邑尊”，“悖謬太甚?！?/p>

《申報》前后刊出多篇觀點對立的來稿，似乎不偏不倚，其實不然。出自報館人士手筆的《中西問答》一文，已把其真實態(tài)度顯露無遺。該文寫道，“有西方人士至申報館笑告，‘謠傳邑侯（上海知縣）欲查訪持平子其人及貴館之主筆欲得而甘心焉?！嘧蜃x西字日報及持平子原稿全文，則其論及此案時，責備邑侯處理此案不當之文字，已被本館刪去大半，已為邑侯深諱矣。其中有楊月樓在問供之先，已將伊拇指吊懸，幾達一夜之久。膀肩兩骨，已為扭壞不能使動。吊懸時并用木枷以困之，將楊頭頸骨緊壓，幾至不能呼吸。后來花費多金使用，才能松寬，始得活命。西方國家均無如此之刑罰?！痹趫箴^看來，與西文報紙議論此案相比，《申報》所發(fā)表的持平子一文已經(jīng)技術(shù)處理，顯得平和多了。而要論實際，清王朝司法之黑暗的和不人道在此案中的表現(xiàn)更有聳人聽聞者，直言“西方國家均無如此之刑罰”。

1874年5月27日，《申報》又刊出《英京新報論楊月樓事》一文，“英京倫敦新報述楊月樓之案曰：上海民間風傳有勢力者請于邑尊，務須將楊月樓置之死地，以雪同人之怒，且許諾之曰：‘若果能殺楊，則賄以二萬銀數(shù)’，與此案同時，有名瞿茂和者與人和奸一案，僅仗一百下釋放。楊月樓亦屬和奸案，不但已處嚴刑，且堂上聲稱必欲置之死地。此或系奸民風傳，本館譯之，姑欲使官憲知之，想上?？h尊斷乎不會出此手段也。”與前相比，這篇文章對官方來說，其壓力更大。而報館巧妙的地方在于，它只是引述西文報紙消息，向公眾透露官方和主張重懲楊月樓的勢力正在密謀“將楊月樓置之死地”，然后筆墨一轉(zhuǎn)，說這“或系奸民風傳”，“想上?？h尊斷乎不會出此手段也”。借助新興媒體，輿論這種介入公共事務的勢頭有增無減，對遏制官權(quán)的肆虐當然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