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章 童年(1)

盲人奧里翁:龔祥瑞自傳 作者:龔祥瑞


1鹽倉門甕城內(nèi)外

我出生在浙東一個瀕海的中等城市——寧波。當時的寧波就像閉關(guān)自守、衰老枯朽的宗法社會被強行打開的一個窗口,它是《南京條約》簽訂后中國向西方開放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

我父親是個家無恒產(chǎn)、沒有文化的小商人。他從鄉(xiāng)下農(nóng)民那里販來蔬果和劈柴,轉(zhuǎn)賣給教會里的善男信女們,生活水平跟自耕農(nóng)差不多。除了賣柴以外,偶爾也是彈棉花的師傅。光靠這種季節(jié)性的行當顯然是養(yǎng)活不了一家五口人的。幸虧他做得一手好菜,一有機會,就去給做紅白喜事的大戶人家掌廚,掙補些家用。1949年以后,在填寫履歷表,遇到家庭出身這個問題時,我常感到為難和苦惱。一方面以出身貧苦為榮,另一方面又因根不紅苗不正為憾,這種半是虛榮、半是自卑的感覺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認識的提高(顯然是讀毛選的結(jié)果)才漸漸地淡化了。

辛亥革命那一年(1911年),在我出生的那一天(陰歷六月初八),父親頭上留了四十多年的辮子竟被守城門的鄉(xiāng)勇給剪去了,但他有幸換來了一個“獨子”。用他的話來說,這是“上帝的安排”,也是“公平的交易”。這或許是他自慰自嘲的失落感的流露,不過我相信,他畢竟是比其他被剪了辮子的男人所感受的痛苦要少一些。

記得母親說過這樣一件事:父親年輕時好賭“牌九”。一次他賭到最后——以為輸定了,不敢翻自己的牌拔腳就走。母親卻很堅定,伸手一翻,竟是九點,贏了。母親高興時,父親還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母親的確比父親要精明得多。我半像父親,半像母親。我感到父親安分守己的生活方式給我的影響是深刻的,但有時超過,甚至完全繼承了母親的——充分發(fā)揮天賜的絕對意志,執(zhí)著追求的自信心,不甘停留在原有成就之上的進取心等——品質(zhì)對我的影響。我于不順利時,往往也會重新拾起父親遞給我的接力棒,陷入謹小慎微的循規(guī)蹈矩之中,自甘退避。

其實母親也是一個一字不識的女人。與父親瘦長個兒相反,她長得矮矮胖胖的。她先后生過十個子女,只留下了我和比我大十六歲的長女,其他幾個孩子全在猩紅熱、白喉、百日咳、肺炎等疾病中夭亡,多半沒有能活到周歲??墒?,母親卻始終保持著一種朝氣、樂觀的精神——時常仰頭哈哈大笑,在不順利時雖然皺著眉頭、默不作聲,卻絕不對苦難低頭;沉默中自有堅強的韌性。

我家在搬到城門外沿江的出租房之前,原住在鹽倉門內(nèi)外兩道城門之間的甕城內(nèi),是靠城墻內(nèi)壁的第一戶人家。房子破舊、陰暗,炎熱的夏季到來時,潮濕而悶熱。前間堆著亂七八糟的東西——扁擔、麻繩、劈柴……朝北的一面墻就是城墻,上面掛著父親的生產(chǎn)工具——木制的彎弓上有一條用羊腸做的長弦和兩個拳頭大小的用于彈打棉花的木制圓棍。前間另一頭有一口井,里面吊著一只盛著剩菜剩飯的竹籃子。揭開井蓋,冒出一陣涼氣,使宛若蒸籠的屋子有了些許涼意。后間是三口人起坐睡覺的臥室。與臥室相通的后院中央有一口滿是蝌蚪和綠苔的池塘。聽說池塘對門一家的一個小孩曾猛推竹板房門,卻不得而入,被反彈的勁頭一沖,掉在塘里淹死了。也許是這個原因,母親才把家搬到離外城門不遠的地方,租了兩間和以前大小差不多的居室。房外沿江有一個空曠的曬場,堆著幾座像小山頭模樣的柴禾,那就是父親所有的動產(chǎn)了。但母親之所以決定搬家,我確信還有別的深遠的考慮。她懂得“孟母三遷”的道理,認為對于我來說,換個地方是太重要了。住在甕城里的人們除了一家小雜貨店姓秦的老板外,盡是些外來戶——輪船上的茶房、侍候紅白喜事的“大皮”(吹鼓手)、“送娘子”(伴娘)、在澡堂里給人剃頭、搓背、修腳的雜役。這幾種人的兒子在廢科舉前是沒有報考鄉(xiāng)試的資格的,被稱作不能上桌的“下賤人”。母親是要把兒子扶到桌上的,也許絲毫不曾有占個上席的念頭。我的祖父在“長毛”(太平軍)造反時,從福建徒步戰(zhàn)斗到寧波,而后留下來當了一名“鄉(xiāng)勇”——更夫。他叫“龔清廉”,這個想成為清官的名字是我在他的葬處——東鄉(xiāng)黃岔市——祖墓上層的一塊磚頭上見到的。母親祖上原是鎮(zhèn)海小港的一門姓李的大戶人家。外祖父是這個大戶中沒落的一支后裔,后來當了油漆匠,攜著一女二男到寧波來營生。在他亡故后,他的長女——我母親(比我父親小12歲)和我父親因此就負有培養(yǎng)我兩個舅舅的責(zé)任。大舅和小舅在我出生前都已成家,在甬江北岸一帶自立門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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