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把弘光一朝的黨爭說成是馬、阮閹黨同東林—復社“正人君子”的較量并不正確。核心問題始終是圍繞著“定策”而展開的。李清記載了八月間在弘光帝面前的一場爭論：“時閣臣士英與曰廣同詆上前，曰廣曰：皇上以親以序合立，何功？士英厲聲曰：臣無功，以爾輩欲立疏藩，絕意奉迎，故成臣功耳?！比畲箐叺钠鹩秒m出于馬士英的推薦，但他的受到重用，由削職為民被任為兵部侍郎、兵部尚書巡視江防，原因是他力主擁立福王，從而得到朱由崧的信任。弘光即位之后，原先主張立潞王朱常淓或持保留態(tài)度的大臣內心明白自己已經失勢，朝廷大權實際上落入了“定策”武臣和迎合四鎮(zhèn)的馬士英等人手中，而這種局面又是他們一手造成的。他們像啞子吃黃連一樣有苦難言，一部分人借攻阮大鋮、攻四鎮(zhèn)，想穩(wěn)定自己的地位，結果敗下陣來，自行引退，如兵部侍郎呂大器、大學士高弘圖、姜曰廣、吏部尚書張慎言；另一部分則委曲求全，如史可法被迫交出首席大學士的職務，“自請督師”。弘光元年（1645）三月史可法在一篇奏疏中痛切陳詞：“臣草疏甫畢，哀痛不勝，溯流窮源，因致追恨諸臣誤國之事非一，而門戶二字實為禍首。從門戶生畛域，從畛域生恩怨，從恩怨生攻擊。所以《春秋》之始，首嚴朋黨之誅。而門戶之名，竟結燕都之局！”可見，他也意識到自己深受“門戶”牽制之害。另一位東林鉅子錢謙益的表現(xiàn)更具特色。他在南京立國前竭力鼓吹立潞；馬士英、阮大鋮得勢后，又搖身一變，為馬、阮唱贊歌。在奏疏中說：“臣觀三十年來，文臣出鎮(zhèn)，克奏膚功者，孫承宗后馬士英一人耳。”又說：“先帝欽定逆案，一時握筆之臣，未免輕重有心，故出故入?！姘钢嗜胝?，阮大鋮當周宗建攻逆閹時實贊其議，安有引人攻閹而身反贊導者？”由于他轉變得快，由禮部侍郎升任尚書。

弘光立國僅僅一年時間，大臣聯(lián)袂而去，給人們一種印象似乎是馬、阮奸臣當?shù)?，驅逐群賢。實際上是因為參預定策者多為大臣，在定策中持異議者自必不安其位。另一個原因是那些致仕回家的大臣并沒有料到清兵南下，弘光政權迅速瓦解，他們原以為可以雍容有度地在家鄉(xiāng)或借寓之地（如張慎言）過鄉(xiāng)紳日子，等待朝廷局面改觀時東山再起。自然，他們又一次失算了。事實證明，弘光一朝的大臣當中沒有一個安邦定國之材。

朝廷大臣矛盾激化，曠日持久的唇槍舌戰(zhàn)，置國事于不顧。一些有識之士也感到國難當頭，應當捐棄門戶之見。七月，戶科給事中熊汝霖上言：“臣觀目前大勢，無論恢復未能，即偏安尚未穩(wěn)。孜孜討究，止應有兵餉戰(zhàn)守四字，今改為異同恩怨四字。”“徐諭德里居，感憤時事，貽同事書曰：今日賢邪之辨，不可不明，而異同之見，不可不化。以君民為心，則和一之至，不必合黨同群，而自無不同。以職掌為務，則猷念各分，不必破黨渙群，而自無不異。用人者執(zhí)此為衡，其忠君愛民，精白乃心者為君子，否則小人；修職就業(yè)，竭節(jié)在公者為君子，否則小人?！笨墒?，弘光政權一直是在大臣和軍閥的勾心斗角中茍且偷安，在內訌中粉墨登場，在內訌中分崩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