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馬士英建議起用阮大鋮原意只是報知遇之恩，并沒有掀翻“逆案”的意思，比起史可法開“逆案”之禁要保守得多。這點從他在奏疏中為阮大鋮開脫“陰行贊導”的逆跡可以得到證明。陳子龍記載他曾勸告馬士英不要“犯天下之怒”起用逆案人物阮大鋮，馬士英回答說：“逆案本不可翻也，止以懷寧一人才，不可廢耳?！瘪R士英本是傾向東林的人物，他沒有很深的門戶之見，爬上首席大學士之后，頗想聯(lián)絡各方面人士，特別是東林—復社的頭面人物，造成眾望所歸、和衷共濟的局面。阮大鋮廢置多年，不甘寂寞，安排適當官職，任才器使，對弘光政權并不會造成多少損害。相形之下，東林骨干的迂腐偏狹令人驚異。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出仕以來從來沒有什么實際業(yè)績，而是以講學結社，放言高論，犯顏敢諫，“直聲名震天下”，然后就自封為治世之良臣，似乎只要他們在位，即可立見太平。實際上根本不是這么回事。甲申夏初，明朝南方官紳處于國難當頭之時，東林—復社的主要人物關心的焦點不是如何共赴國難，而是在殘存的半壁江山內爭奪最高統(tǒng)治權力。排除福王繼統(tǒng)的陰謀破產后，他們又出于防微杜漸的考慮惟恐阮大鋮起用導致整個“逆案”掀翻。于是，抓住馬士英推薦阮大鋮一事大鬧朝堂。名望甚高的劉宗周九月初三日上疏說：“大鋮進退，關江左興衰?！比藗冏h論明末以來的黨爭時，往往受東林骨干人士的影響，偏頗特甚。黃宗羲起的作用最為惡劣。他因為反清義士夏允彝的遺著《幸存錄》持論比較公允，竟然大動肝火，專門寫了一篇《汰存錄》痛加駁斥，指責夏允彝“是非倒置”，所著《幸存錄》是“不幸存錄”。黃宗羲的基本論點只是一句話，東林人士是“君子”，與東林異調者為“小人”。夏允彝書中說：“東林之持論高，而于籌邊制寇，卒無實著。”黃宗羲真不愧是劉宗周的弟子，反駁道：“夫籌邊制寇之實著，在親君子遠小人而已?！边@無異是說，東林—復社人士孜孜以求的正是一派掌權，達不到目的就破口大罵。被東林—復社人士奉為圭臬的劉宗周就是抱著這種態(tài)度行事的，他的兒子劉汋記載：“有朝紳為馬士英解于先生曰：樞輔甚向慕先生；先生不吝一見，無有不歸命者。所貴大君子以其能化小人為君子，今日國事為重，不宜拒絕太深。先生不答。后士英所親再四言之，先生亦不答?！?/p>

李清等人記載：“馬輔士英初亦有意為君子，實廷臣激之走險。當其出劉入阮時，賦詩曰：‘蘇蕙才名千古絕，陽臺歌舞世無多。若使同房不相妬，也應快殺竇連波。’蓋以若蘭喻劉、陽臺喻阮也。”可見，馬士英并沒有排擠東林—復社人士的意思。直到弘光元年二月，誠意伯劉孔昭上言：“珰案昭雪，專為陰行贊導原無實跡者言之耳，若獻媚有據，豈應翻案？”弘光朝廷接受了這一意見，下令“逆案無得濫雪”。這又說明，整個弘光在位時期，并沒有“掀翻逆案”。東林—復社人士的記載中常見一種說法：馬士英、阮大鋮針鋒相對地提出：“彼攻逆案，吾作順案相對耳?！睂嶋H上大量材料證明，朝野人士中對在北京投降大順政權的官員大加撻伐和主持分等定案的主要是以氣節(jié)自命的東林—復社人士。馬士英曾經上疏要求懲辦從“賊”諸臣，其中一段云：“更有大逆之尤如庶吉士周鐘勸進未已，上書于賊，勸其早定江南。昨日病中，東鎮(zhèn)劉澤清來見，誦其勸進表一聯(lián)云：‘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悸勚粍侔l(fā)指。其伯父周應秋、周維持皆為魏忠賢走狗，本犯復為闖賊之臣，梟狡萃于一門，宜加赤族。而其胞兄周銓，尚廁衣冠之列；其親堂弟周鑣，儼然寅清之署，均當從坐，以清逆黨?！边@份奏疏斥責周應秋等“為魏忠賢走狗”，顯然沒有掀翻逆案的意思。弘光一朝誅殺“從賊偽官”僅光時亨、周鐘、武愫三人，周鑣的被牽連勒令自殺，另有原因，這里不能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