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讀者對歷史學家井上清的悼念)

井上清先生去世了,享年八十有七。

先生是日本歷史學家。199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授予他名譽博士,據(jù)說,該院歷史上頒贈榮銜這是破天荒。1998年10月江澤民主席訪日,在早稻田大學講演"以史為鑒",除了感謝校長的邀請和回顧遣唐使之外,只提及兩位日本人:作家川端康成和歷史學家井上清。對于日本年輕人來說,后者的名字似乎太陌生,當年捧讀過井上著書的人們也做出一臉的惘然。大眾是健忘的,永遠不須為歷史負責。

依稀記得,我最初聽說井上清是文化大革命期間。那年月,我們的朋友真像是遍天下,報紙上天天報道國際友人來訪的消息,尤其多日本人,仿佛國家領導人的工作就是接見外賓。不過,井上清是一個例外,知道他不是因為被誰接見,而是他的史學。1970年,日本公然把釣魚島劃入日本版圖,聲稱誰先占就是誰的。井上清拍案而起,赴沖繩調查,用翔實的史料證明釣魚島自古是中國的領土。當時,以至于今,哪怕嘴上還掛著對方的毛血,各黨各派都集合在"愛國"的大旗下。井上清孤軍搦戰(zhàn),這種史膽令人肅然起敬。面對學界的默殺,他不但不生畏,反而斗志更旺,進一步揭露明治政府在甲午戰(zhàn)爭以后乘勝奪取釣魚島的真相。著名小說家金庸在和日本第一大宗教團體領袖池田大作對話時這樣評價："貴國著名歷學家井上清先生學識深湛,重視事實與正義。他經過認真的研究與調查后,所作《釣魚臺群島問題》一書列舉各種事實,證明早在明朝永樂年間,釣魚島已屬中國版圖,因此這些島嶼應當屬于中國。對于井上先生尊重歷史事實的正氣,我十分佩服。國家與民族的利益當然重要,但作為一個人,更重要的是人格的正直無私,作為一個學者,更重要的是尊重事實與證據(jù)。"

我于昭和末年來日本,目睹了時任官房長官的故總理大臣小淵惠三在電視上手舉"平成"二字宣布新年號的一幕。天皇氣息奄奄,不知明年是何年,印有年號的東西都等著報廢,讓人體驗到換代改元真多事。因為有年號,日本人就覺得本國很特別,助長了排外的民族意識,障礙國際化。為此,不少人要求廢除年號,井上清首當其沖,撰寫了《元號制批判》一書。他批判:即便是現(xiàn)在,亞洲人一聽說"昭和",就想起那"皇軍"的殘暴。所以,"昭和"沒有了,變作"平成",在東南亞活動的日本資本家松了一口氣。不過,這個"平成"也帝國主義思想畢露。所謂"內平外成",一語道破,不就是在明仁天皇之下,日本國內平安,諸外國隸屬的帝國主義理想嗎？使用年號,人們生活在天皇的時間里,時時意識著天皇的存在。井上反對年號是他一貫反對天皇制的一個方面。作為學者,他第一個從學術上探究天皇及天皇制的歷史,并且用史實證明了昭和天皇負有戰(zhàn)爭罪責。1990年《文藝春秋》雜志發(fā)表"昭和天皇的獨白",讀得很多人感動。井上清一向強調,"我們日本人應該當作問題的'戰(zhàn)爭責任',首先必須是對中國侵略的責任",但"'獨白'從'大東亞戰(zhàn)爭的遠因'開始到最后,只談和英美的戰(zhàn)爭,至于侵略中國戰(zhàn)爭,甚而連言及的必要都感不到。這種態(tài)度,不僅天皇及統(tǒng)治者層,在一般國民中間也相當普遍"。他要"打破這樣的帝國主義意識和感覺",重新出版了舊著《天皇的戰(zhàn)爭責任》。

井上清畢業(yè)于東京大學國史學科。戰(zhàn)后初期曾專事著述,是在野的史家。他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研究日本近現(xiàn)代史,出版了《批判《國家進程〉》、《日本女性史》、《日本政治腐敗史》、《明治維新》、《天皇制》、《日本的軍國主義》等著作,筆鋒犀利,為確立新史觀立下篳路藍縷之功。1954年到京都大學任職,至1977年退休,始終如一地貫徹"在野精神"。用日本話來說,井上好似"一匹狼",嫌惡結黨營私,最終也不曾形成學派,門庭冷落。他用"人民的歷史學"批判歷史教科書,在現(xiàn)實斗爭中口誅筆伐日本共產黨,聲援學生運動,從未停止過戰(zhàn)斗。一些得勢的人不時拿出他"禮贊文革"的話,如"文革中國是現(xiàn)代世界史的頂點"云云,加以嘲諷。然而,井上清沒有日本人動輒"轉向"(譯作中國話,就是變節(jié))的習性,不改初衷,不追隨時流,堅守自己的理念和觀點,難能可貴。紀念河上肇誕辰100周年之際,他寫了一篇《不屈的馬克思主義者河上肇》,頌揚河上肇是"徹里徹外誠實的求道者",這不也正是他本身的寫照嗎？

歷史被后來人常寫常新,便顯得鮮活。但歷史終歸不屬于史學家,而史學家屬于歷史。井上清一生,道德文章,無愧于一個"清"字,他永遠不會被歷史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