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贊同“政本”論，提出“對抗”論

1913年底，梁啟超首先提出了政治上的“對抗論”，張東蓀對此非常關(guān)注，并大加贊賞。11月16日，他在《庸言》上發(fā)表《對抗論之價值》，進一步闡述了“對抗論”的意義。1914年4月，章士釗在《甲寅》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政本》，提出了“政本論”，隨后，又發(fā)表《調(diào)和立國論》，進一步發(fā)揮前文主張。

張東蓀對梁啟超提出的“對抗論”表示關(guān)注，他認為，民國以來，政爭不斷，都是欲以一勢力并兼并其他勢力，梁啟超有感于此而提出對抗力，張東蓀“以為誠今日救國之不二法門也”。但他認為梁并不了解“對抗”論的真諦，“惟細觀近日梁任公所言所行，似于對抗之理，尚不得其三味?！彼?，張東蓀乃作《對抗論之價值》，對其進行闡述。他認為，政治上的對抗，來源于物理學(xué)和生物學(xué)上的對抗現(xiàn)象，對抗是宇宙間萬物構(gòu)成的原理，物理界和生物界都存在著對抗現(xiàn)象。這種對抗現(xiàn)象運用到政治方面，便成為政治上的對抗。他認為，政治上的對抗現(xiàn)象有兩種，一是無形的對抗，也稱自然的對抗，即“國家社會內(nèi)各分子互相對峙，而使各不相犯”，其主要是通過一部分人士依靠其所代表的社會各要素，“以謀調(diào)和各要素之利益，不使政象趨于專制”的方式展現(xiàn)；“可使國家內(nèi)社會上各要素之分配利益，恒得平均，而免偏頗專制之弊”。二是有形對抗，也稱“容許的對抗”即“政見必有真負二面，遂生相反對之政黨，此相反之政黨，各標反對之政策以運行，彼此雖為政敵，而必互相尊重?！薄案偁幱谡娬撸ハ嘟惶?，以促國家社會之發(fā)達焉”。西方近代國家的組織就是靠著這樣的對抗原理?！疤┪鞲鲊詢?yōu)越于吾國也，未嘗不以常保持此對抗之現(xiàn)象，以演進之。”何以使中國在政治上也形成對抗現(xiàn)象？張東蓀提出了三原則：一是相反二勢力不可使其中之一居于國家最高機關(guān)；二是對抗二勢力和平競爭，不得動用武力；三是二勢力之競爭在應(yīng)限制在憲法之下。否則，對抗之勢便會打破。

1914年春，章士釗有見于民初黨爭，乃提出了“政本”論，指出：“為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何為有容？曰：不好同惡異?！奔丛谡紊媳仨毴菰S對立面兩方同時存在，這樣才能互相監(jiān)督，取長補短，促進政治進步。這與張東蓀對抗論的觀點不謀而合，而論述更加透徹，故張東蓀對此十分贊賞，立即發(fā)表《讀章秋桐“政本”論》，發(fā)揮了“對抗論”的主張。他認為，章氏的主張與自己的主張相同，“章君之所謂‘不好同惡異’與‘有容’正吾之所謂保持對抗也?！彼J為章的主張“偏與內(nèi)而忽于外”，因為“好同惡異之為惡德而摒禁之，此內(nèi)的也，自律的也，必有外的，他律的同時并臻，然后始得以鞏固所謂外的與他律的，即前言之對抗。”所以，好同惡異的惡德必須靠“對抗”來實現(xiàn)，“吾以為與其勸告欲人之同于己者，自斂其心，則毋寧勸告被人強迫而同于人者自振其氣以為抵抗。”即“與其希望強有力者無好同惡異之念，則不如期望社會上各分子各要素各固守其政黨之部分，保存固有之勢力，維持平均之利益而不受外力之壓迫為愈也?！彼麖娬{(diào)指出，“國家社會之進步，在調(diào)劑，不在統(tǒng)一；在競爭，不在專制；在活動，不在一定而不變也?！睒O力主張本“對抗之原理”，促進中國政治進步。

對于“對抗”論，張東蓀自視甚高，認為頗得近世西方先進國家政治進步的真諦。若照此進行，民國成立后的政治會慢慢走上正軌的。1915年初，張東蓀痛定思痛地追憶說：“捉摸近世文明國之根本意味者，有章秋桐之調(diào)和論及不佞之對抗論。不佞非敢自慢，實以為茍不及第二次革命以前，即保持對抗之局，維系至今，斷無今日之黑暗可斷言也?！睂拐摬⑽茨芨吨T實施的現(xiàn)實，使張東蓀意識到，無論是政本論，還是對抗論，都是“社會上政治作用之理法，而非國家機關(guān)上政治作用之規(guī)律”，所以，“不佞今頗省悟，知泛言對抗與調(diào)和，而不從社會活氣著想，終為無濟耳?！逼湔嬲康脑谟谠鲞M社會活力。這樣，對抗論實際上便又與所謂“政治與社會分離”論相聯(lián)系，成為阻遏政府干涉、培養(yǎng)社會活氣的一種手段。

（三）政治與社會分離，減少政府干涉范圍

張東蓀通過民國建立后的情況，認識到：政治革命必須與社會革命同步，政治革命必須以政治革命為基礎(chǔ)，方才會有成功。他說：“吾思之重思之，知非政治改革不可行也，社會未經(jīng)改良以相適應(yīng)耳。夫政治與社會相表里，社會程度未齊，乃欲施以理想之政治，鮮有不敗者?！彼终f：“政治與社會互相因果，固吾人所熟知，然社會必持多數(shù)人以為進退，而政治則不必持多數(shù)人焉。是故政治之改革也易，而社會之改革者難。特改革易者，其恢復(fù)也亦易，故必待改革難者以繼其后。夫如是，然后事倍而功半。是以于后進國，以國力發(fā)展社會，理之順也?！遍_始萌生了將社會與政治分開、以“國力發(fā)展社會”的思想。

經(jīng)過民國初年的政治風(fēng)云，1915年初，張東蓀對當時的政治狀況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自政變以來，國會省會相繼消滅，司法政黨同趨末運，于此之際，固悲慘莫甚。”經(jīng)過這些政治上的浩劫，許多人對于政治前途表示悲觀，對在中國建立共和制度失去信心，而張東蓀卻認為在此悲觀中猶有一線生機。他以為民國以來共和制度屢遭失敗，“此諸失敗與絕望皆可歸于吾人認理不真，將事不慎，無備于先，未謀于始，而非真事實上有絕對不可能也?！彼J為只要認理真切，“即國家真回生之日也”。同時，認為失敗愈多，所得教訓(xùn)愈密，“教訓(xùn)周密之時，即轉(zhuǎn)敗為成之日也”。所以，他沒有對中國共和前途失去信心。1915年初，張東蓀在《正誼》雜志上接連發(fā)表了《根本救國論》、《中國之將來與近世文明國立國之原則》、《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吾人之統(tǒng)一的主張》等文章，在《甲寅》雜志上發(fā)表《制治根本論》，主張“多數(shù)政治”、“以議為政”，并對“社會與政治分離”主張進行了系統(tǒng)闡述。

張東蓀認為，近世文明國立國的原則，在使政治與社會分離，發(fā)達社會，減少政府對社會的干預(yù)。他指出，“國之支柱也，恃國民之人格”，中國國民人格未發(fā)達，其原因在于“政治之摧殘”，所以，“必政治與社會分離，使政治之干涉范圍愈小，則社會之活動范圍愈大，于是社會以自由競爭而得自然發(fā)展也?！彼麖娬{(diào)，近世文明國所以振興之故，在減少干涉之范圍，而聽人民之自由競爭，以得自然發(fā)展；政府干涉范圍之減少，“乃政治改良之初步也，而優(yōu)良之對抗現(xiàn)象，即自此而出?！闭紊系膶梗荚陴B(yǎng)成“社會活氣”和“社會生機”，近世文明國首從此點著眼，從而造成了西方社會“其事業(yè)乃較政府為多，萬事皆不仰政府，而足以自動?！睆垨|蓀主張政府減少干涉，“非鑒于今日之政府不能積極為善，吾乃求其消極之不作惡耳?！彼慕Y(jié)論是:“中國國運之興也，不在有萬能之政府，而在有健全自由之社會；而健全自由之社會，惟由人民之人格優(yōu)秀以成之；此優(yōu)秀之人格，茍政府去其壓制，使社會得以自由競爭，因而自然淘汰則可養(yǎng)成之也。易言之，中國之存亡，惟在人民人格之充實與健全。而此人格則由撤去干涉、而自由競爭，即得之矣。于諸自由之中，尤以思想自由及思想競爭為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