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文化會消失嗎？

20世紀80年代是西方人類學的一個特殊時期，在這個時期中，一個局部的人類學深感面對挑戰(zhàn)；民族志是否依舊足以展示外部力量成為文化單位本身的內(nèi)在組成部分的“事實”？問題困擾著以研究分立的社會、別樣的文化為己任的人類學家。與此相關，世界體系理論所引起的反應強烈。除了沃爾夫（Eric Wolf, 1923～1999）《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民》Eric Wolf,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82.的宏大敘事之外，試圖綜合世界體系核心、半邊緣、邊緣之間關系和人類學民族志撰述方法的試驗性研究得到了重視；研究者考慮到30～60年代之間對于文化接觸過程中土著文化復興運動的研究，同時參照了馬克思主義與世界體系理論關于“商品拜物教”和“資本主義”等方面的理論，試圖重新演示一種新民族志的表述力量Michael Taussig, The Devil and Commodity Fetishism in South Americ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0.。

歐洲中心的現(xiàn)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是“冷酷”、“堅如磐石”的問題George Marcus and Michael Fischer,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p.77.，但人類學家在面對這一問題時，觀點卻大相徑庭。圍繞這個問題，他們分化為觀念形態(tài)對立的兩個陣營。如沃爾夫那樣，因認識到世界體系的力量之巨大而主張人類學研究應轉(zhuǎn)移方向者，數(shù)量居多，而具有同樣問題意識卻堅守人類學文化多元主義信念的人類學家，亦非闕如。人類學界圍繞著到底世界體系下文化會否消失、人類學研究是否應追隨那些“冷酷”、“堅如磐石”的問題而“崇新棄舊”，展開了辯論。此類辯論，此后具體表現(xiàn)為有關“全球化”（這是20世紀90年代出現(xiàn)的替代“世界體系”的概念，其所形容的，與“世界體系”無異）和“文化”之間關系的討論。

為了理解這場討論，不妨細讀90年代末期發(fā)表兩篇美國人類學家所寫的針鋒相對的文章。

第一篇是《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作者馬爾庫斯及費徹爾于20世紀90年代為上面提及的那部著作的第二版所寫的序言。《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一書，被人類學界承認為“后現(xiàn)代人類學”的代表作之一，由此可見書中提出的觀點針對的就是后現(xiàn)代時代對于文化邊界和人類學文化研究和論述體系提出的挑戰(zhàn)。除了其他著名論點，這部作品中尤其強調(diào)了一個論點，即：隨著世界體系達到顛峰，文化之間的交往日益頻繁，因此人類學需要面對如何在小社區(qū)的民族志研究中體現(xiàn)“宏觀世界政治經(jīng)濟史”的敘述方法論挑戰(zhàn)。這一點無疑表明兩位作者“預示”了“全球化”的到來將對文化及研究文化的人類學者帶來的沖擊。在第二版序言中，兩位作者更進一步地直面這個問題，并聲稱力求在直面問題的前提下對原有見解做出一番修正。費徹爾和馬爾庫斯認為，《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是20世紀80年代針對解釋社會文化的舊有模式展開的批判性修正潮流的一部分，而許多在80年代只是一般性地提出的理論問題，到了90年代出現(xiàn)了因產(chǎn)生對考察方法和研究策略的新需要，而開始具有與之相適應的具體語境。在90年代重新閱讀《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一書，他們還認為有以下四個問題值得重新評估：

其一，關于文化批評的本質(zhì)，費徹爾和馬爾庫斯認為，《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一書意義上的文化批評，不僅指涉知識的有效性的條件，還指涉以評價文化和社會實踐為方向的研究方法。十年后，文化批評進一步面臨著新的挑戰(zhàn)。由于大規(guī)模的人口遷移對文化統(tǒng)一的民族國家觀念構(gòu)成了挑戰(zhàn)，因為新模態(tài)下跨國交流和視覺媒介可以說已經(jīng)促使理性和認知模式產(chǎn)生了與對歷史上從口頭文化到書寫文化的轉(zhuǎn)變同樣深刻的轉(zhuǎn)型，因為技術科學的新發(fā)展不僅提供了影響大眾的新技術（即使僅從它所造成的威脅與風險來看），而且提供了人在這個世界上活動的新概念與新隱喻。

費徹爾和馬爾庫斯認為，對于人類學而言，這一變動要求具備新的研究和寫作形式以便對現(xiàn)實世界中各種不同的新行動者和過程做出反應。他們說：“我們不能僅僅求助于傳統(tǒng)的道德主義，也不能僅僅求助于價值判斷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文化批評的新形式應當從在各種數(shù)目上不斷增加的專家和利益領域之間協(xié)調(diào)產(chǎn)生的空間中生成。個人寫就的、以單一學科理論和個人權(quán)威的面目出現(xiàn)的傳統(tǒng)民族志，將逐漸更多地讓位于得以明確表述的合作研究計劃?！盡arcus and Fischer, Anthropologyas Cultural Critique, p.3.通過跨文化學者合作得以實現(xiàn)的作者—報道人之間關系之轉(zhuǎn)型，要求人類學者在民族志研究計劃中促使不同的參與者的學術興趣互相重疊而不乏差異，要求他們對新環(huán)境條件下的人類學者之間及其與其他學科專家之間的相互關系作出清晰的表述想做到這一點，不論是馬林諾夫斯基式的職業(yè)精神，波亞士式的職業(yè)道德觀念，還是晚近更為流行的“他者”理論化模式，都沒有提供充分的方法論手段。因此，人類學研究將不再簡單地“發(fā)現(xiàn)新大陸”，不再簡單地是把異文化的翻譯成可熟悉的可理解之物，抑或把異文化風俗“陌生化”?！八絹碓蕉嗟刂铝τ诎l(fā)現(xiàn)我們?nèi)荒吧噲D揭示的領域。例如，它將關涉全球化的地方性影響，而同時摒棄那種把正在重新定義全球化的現(xiàn)代性和現(xiàn)代歷史力量看成是能夠制造處處相似的后果的假設，并且注意到冷戰(zhàn)的結(jié)束也標志著全球兩極化和三個世界的簡單劃分的終結(jié)。在全球化過程中，可能存在著具有強大力量的新興的替代式現(xiàn)代性?！?/p>

其二，關于從“回歸”（repatriation）到《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的多元方法與立場。在《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中，費徹爾和馬爾庫斯認為，為了履行它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即已作出的對世界范圍內(nèi)的文化與社會進行比較研究的承諾，人類學首先需要實現(xiàn)自我的“回歸”，也就是說，對其所處的文化和社會進行與“他者”研究同樣細致與嚴謹?shù)难芯?。?0年代所作的序言中，他們表示這一“回歸”的概念過于簡單化和二元化。他們認為：多數(shù)社會與文化的形成過程之最引人入勝的部分，都體現(xiàn)在它們的為跨地區(qū)特色之上，致使這一過程跨越了明確的文化邊界。80年代，費徹爾和馬爾庫斯提出過一個觀點，即，多視角民族志形式作為概念性框架是必要的，即使這對于民族志作者而言不一定都是切實可靠的田野工作策略。時下，他們則認為，他們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論點需要進一步得到延伸，而他們力求通過“多視角”這個概念來指出的，并不僅僅是對文化變異的系統(tǒng)性研究，而是一些更為困難的研究過程，如南非的新一代黑人/技術統(tǒng)治者的決策影響著索維托的工人階級，但是他們的人口調(diào)查、金融和經(jīng)濟指標的統(tǒng)計僅僅間接地映射了，或者近似地模擬了后者的經(jīng)驗世界。